令的条文编号

北边挈令、功令均带有编号，这通过出土简牍而得以再度认识。在传世文献中，既有如《后汉书·律历志》“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也有不是令而见于《汉书·魏相传》的“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令文及其他法条带有编号，明显是整理后的结果。简牍史料中除北边挈令第四、功令第五外，在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第18号东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中，有“兰台令第三十三”、“御史令第四十三”，《居延汉简甲编》2551号简系经整理后加编号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曾对比过“兰台令第三十三”与“御史令第四十三”，因有异说而不能确定，其详细论述容待后文。[15]居延汉简2551号简亦如此。[16]

无论如何，令文及制诏经整理后加以编号的事实是重要的。虽称为制诏，但它是对后世具有制约作用的重要命令，通过“著令”的程序而被纳入令中，故可将其视为“令”。[17]

这些令的编号顺序如何、是何时整理的、上次整理时的序号在下次整理时是否发生变动、有无废弃的情况，这些问题若能通过将来增加的出土资料得到解明，汉令研究将更向前迈进一步。

此外制诏著于令时，是全文著录还是仅著录其重要的部分，也是问题所在。我在本书中采用全文著录的假设。

理由之一，就是本章所述的北边挈令第四、功令第五的令文，存在着不能认为是单纯的文字书写脱误造成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应是令各有原本，而官吏选择了认为有必要的部分抄写。因此这里所举出的二令并非原型，原型应是包括各简文字异同内容在内的、另一种形式的长文。

采用同样的思路可以释疑的例子，亦见文献史料。《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律：

（一）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

《史记·孝文本纪》注如淳引律：

（二）四马高足为传置，四马中足为驰置，下足为乘置，一马二马为轺置，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

《汉书·平帝纪》如淳注引律：

（三）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车二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

自不待言，上述三文均为有关使者利用“传”出公差的规定。（一）与（二）本是同文，在被引用时，无论是如淳误书还是《史记》、《汉书》转写之误，均为书写之误而致生异。（三）也是如淳引律，不过引用的可能是律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参，三也”、“凡四封也”、“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是律说之文，“五封”之后的“也”很可能是衍文。（一）与（二）是原型正文，与（三）为同一诏文，其原型当是全文著录于律中。

据说1973、1974年发掘的居延汉简中也有诏令集。以近年汉简的出土状况来看，汉律令佚文简牍的出土是令人期待的。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有必要对本章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