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4年的改称与吴楚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的改名，与汉取得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胜利相关。吴楚七国之乱的直接原因是汉王朝采取了削夺王国领土的政策。为此，吴、楚、赵与齐领土被分割后分别继承的齐王之子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四王联合，以七国同姓诸侯发起反叛。其间接原因，则是齐诸王以其父悼惠王肥为高祖刘邦庶长子，故不满于文帝即位。[9]诸王多是与景帝相同的高祖之孙一代，然而较之刘邦所期待的同姓意识，当时已是追求王国自身利益的时期。《史记》本纪、列传对文帝、景帝时代的记载极为简略，多有如济北王兴居叛乱、将军薄昭自杀等不解之谜，留有不少应追求时代真相的问题。现在若将齐四王视为一个整体性的齐国，则七国就是吴、楚、赵与齐四国；若再看到汉王朝是在战国以来的秦故地建国的，则这一叛乱就是在地域上再现了战国时秦与六国的对立，堪称中国古代史上东西之争的典型之一。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但秦始皇于统一后十二年便去世。楚汉相争，公元前202年刘邦胜而项羽死于垓下，不过是在秦始皇统一后二十年。一般认为，汉为了纠正秦郡县制的弊端而采用郡国制，然而刘邦果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以楚怀王为中心的反秦联盟以复兴六国为目的之一，而与刘邦共同攻击项羽的楚王韩信等七王，也处于这一目的的延长线上。公元前202年，刘邦通过资格相等的七王推举，奉皇帝尊号并即帝位。[10]因此汉初的王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即使刘邦以同姓取代了异姓王，进而以刘氏一族统治郡国，王国之制本身也并无变化，直至吴楚七国之乱。

表1　官名改称的年代

续　表

备考：据《汉书·百官公卿表》。（1）作大行令，但令考虑是衍字。（2）中涉及的年代，据鎌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研究》第274—283页之考证。

叛乱之初，尚不可预料吴楚与汉何方可胜。而在长安，不如说吴楚一方具有优势，以至于居然可以不向汉方武将借贷军费。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击败强敌而将其大部分领地划入本郡，将形成对抗势力的王国在实质上改编为与郡同等的领地，是汉王朝力量倍增的关键，是叛乱后的汉朝得以繁荣的保证。尽管完全是巧合，即上溯吴楚七国之乱六十七年为秦始皇统一之年，叛乱后六十七年为武帝去世之年，但宏观审视这一时期，前半段是秦以来皇帝统治的不稳定期，后半段则是经武帝时代皇帝统治体制终于牢固的时期，吴楚七国之乱正处于其转折点。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于公元前154年，而公元前148年（景帝中元二年）将原郡守、郡尉改称为郡太守、郡都尉。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据《百官表》载，“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实行了王国制度的改革。在此之前，王国官制以相国（后为丞相）、御史大夫、内史、中尉为中心，都官（王国的中央政府）的机构、官名与汉朝相同，相国由汉朝任命，其余则由王自由选任。文帝自代王即皇帝之位时，任命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太后之弟薄昭为车骑将军掌握军队，由此可见王与王国诸官保持着深度的信任关系。昭帝去世后，从被迎即帝位的昌邑王贺率昌邑国之郎进入长安来看，汉帝依然是汉王国之王的感觉拂之不去。王国具有独立的纪年，从中国的习惯来说也是其保持独立性的证据，而且“不从汉法”之类涉及王行为的表达屡屡可见。具有如此独立性的王国，仅仅保留了相下只有内史、中尉、郎中令、太仆的官制，王的存在只是衣食租税。同时又以推恩令实行分割政策，以酎金律实施削减政策，王国的权力被逐步严厉地剥夺。在经历了这样的地方制度改革后，公元前144年的官名改制，无疑意味着吴楚七国之乱后改革的完成。不过此次改称是否带来了具体职掌的变化，尚不得而知。我认为即使在职掌上多少有些变化，在职务上也没有大幅度的改革。改称的重要目的，正在于使历来与王国同制的汉王朝机构有别于王国。

如果王国在吴楚七国之乱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那么汉朝皇帝与王国之王间的关系又如何？以下简要述之。(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是选任王的方法。王通过汉王朝的朝议决定。汉帝国甫立之年的七月，燕王臧荼发动叛乱被捕，王位首次出现空缺。刘邦诏诸侯王推荐合适的燕王人选，经楚王韩信等十人推荐，确定了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公元前196年新设代国之际，令王、相国、通侯（即列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卢绾、相国萧何等三十三人推荐了皇子刘恒（以后的文帝），帝从其议。同年所立的梁王、淮南王，翌年所立的吴王、燕王也和代王一样，都是通过包含在京诸侯王在内的朝议推荐而决定的。这一原则也存在于武帝时期，《史记·三王世家》便是其明确例证，它应是贯穿汉代而实行的原则。朝议的含义留待后述。

其次是诸侯王以遵守朝请这一侍奉皇帝之礼表示臣属汉帝。朝意为春天侍奉，请意为秋天侍奉，其时奉献本国物产恐怕是道义上的义务。朝请也是皇太后与王、皇帝与王，即母子、兄弟得以燕语的难得机会（《汉书·梁孝王传》），如果王以患病为由拒绝朝请，对汉帝而言总是难堪之事（《汉书·吴王濞传》）。

在汉帝的直辖郡与王国之间，皇帝命令的传达路径有所不同。公元前196年（高帝十一年）的求贤诏云“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萧何）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与后文将述的制度相比有明显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