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部分的文书有脱落。简文开头的“六月”之后，应当加入干支表示日期，但原简脱落。下面的简文为：
张掖太守毋适、丞勋，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写移书到，趣报，如御史书律令，敢告卒人。
副署者是掾便与守卒史安国、佐财。
“敢告”是郑重语，一般情况下只用“告”字。加“敢”字后的情况如何，留待后文叙述。在此先以该文“张掖太守告部都尉，谓县”为例，探讨“告”与“谓”这种用法。同类的例子还有不少：
十月壬寅，甲渠候喜告尉谓不侵候长赦等（下略） 139.36、142.33
十一月壬寅，甲渠鄣候汉彊告尉谓士吏当レ安主，候长 38.17
五月癸巳，甲渠鄣候喜告尉谓第十部士吏、候长等，官移檄到，士吏、候长、候史循行 159.17.283.46
十二月戊辰，甲渠候长汤以私印行候事，告塞尉谓士吏辅、候长段贤等 82.38
四月甲戌，甲渠候官告尉谓士吏、候长，写移檄到，督42.18
初元五年八月丙午，甲渠鄣候告尉谓士吏 311.15
在这样的文书中，候官之长（称候，也称鄣候）对尉（塞尉同）用“告”，对士吏、候长则用“谓”。候为六百石官，尉为二百石官，士吏、候长则为百石或斗食之吏，所以这无疑是因传达命令的对象不同而用法各异。又据下简：
十月丁酉，官告不侵候长凤，言不侵隧长昌 课器□□ 27.15
可知“告”字不是对有一定官秩者，而是在与同一文书接受者具有上下级关系时使用。
关于汉简下行文书所反映的这种原则，除我曾在《木简》一书中有所叙述外，一般未见讨论。[22]这一原则的确认，首先带来了这样的认识：本书第二篇第二章《简牍中的汉律令佚文》所举律佚文之四，不是“县律”而是“律”。以此原则为前提还可进一步推论，这就是“敢告”加“敢”字的含义所在。如前所述，加“敢”字是郑重的表达方式，它的具体用例常见于上行文书的结尾。这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长使用的谦恭之语。而上级官吏在下行文书中使用该语的例子，见《汉书·王嘉传》。王嘉上书哀帝，在劝谏不要随意改变成帝之政的行文中，谈到了宣帝善于治民，爱护官吏：
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
在此再举一些汉简用“敢告”的例子。首先是所关注的册书的第二部分：
六月张掖太守毋适、丞勋，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敢告卒人。
又：
二月戊寅，张掖太守福、库丞承憙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人，谓县，律曰…… 4.1
这是张掖太守的文书。而书写在四面体觚上的则有下述长文：
A.禁止行者便传关具骑逐田牧畜产毋令居部界中，警备毋为虏所在利，且归毋状，不忧者劾尉丞以下，毋忽，如法律令，敢告卒人/掾延年、书佐光□ 12.1B
B.得仓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诏书，清塞下，谨候望，督
火，虏即入料吏可备中，毋远□□虏，所诏书已前下，檄到卒人，遣尉丞司马数循行严下缺 12.1A
C.□行曹谓□□□长充宗□□移敞就警备□□门毋为虏其□□毋忽，如律令， 12.1D
D.都尉事，司马登行丞事，谓肩水候官，写移檄到，如太守府檄书律令/卒史安正、属乐世、书佐发羊 12.1C(https://www.daowen.com)
该文书由A、B-C、D三文书复合而成。其中12.1C由都尉府下达给肩水候官，故肩水都尉是发信方。又据以“写移檄到，如太守府檄书律令”作结可知，该文书传达的是张掖太守府的檄文，该檄文自然是指12.1A、D面文书。A面所见的发信人只有“得仓丞吉兼行丞事”，但参照他例，“兼行丞事”之“丞”为张掖太守丞。从张掖郡治位于觻得县推测，吉的本官“得仓丞”应是“觻得仓丞”。“仓”字，劳榦或《甲编》一直释“会”而未释为“丞”，故未出此说。
12.1B面文书不详自何处发出。但从文体看明显不是诏书，也许是他郡太守的文书。B与A、D面均为针对边境地区异族入侵，命令加强警戒的文书，因而近邻他郡的守备地区一旦发生异常，也会以文书通报张掖郡。
如此推定，A面文书就是这样的文体：
张掖太守某，觻得仓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
237.15简“上缺府事丞信，敢告部□下缺”也是同类文书的断简。
经过以上考证可知，使用“敢告”文字的下行文书，限于郡太守对都尉指挥下的戍卒、田卒等全体士兵传达命令的场合。郡太守也称为郡将，拥有军队的指挥权。作为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而对士兵采用亲切郑重的语气，在方式上体现了对在下属行政机构县之上的军队的尊重。尤其是12.1简如果可称为檄书，则檄书的文体自然有一定规则。
尽管有些离开了本题，不过出于檄书文体具有如上规则的考虑，我不同意中国的研究者将1973、1974年出土居延简中的EPT57.108简命名为“候史广德坐罪行罚”檄。[23]
又，考虑到下行文书有“告……谓……”这种形式，云梦秦简《语书》中的下句：
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
是否可不读为“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而读为“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的疑问也存于念中。[24]
其次，据12.1简C面的“如太守府檄书律令”，可断定A、D面文书是太守府檄书。汉代的下行文书结尾多以“如律令”终止，这是早已为劳榦所指出的常识。但元康五年诏书册执行命令部分的结尾，则是“如诏书”。[25]又：
上缺御史大夫广明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到言下缺
上缺□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到明白布
上缺到令诸□仓□以从其□□□如诏书律令书到言/丞相史下缺
上缺 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部农都尉县官承书下缺 65.18
该文书的第1行，是元平元年至三年任御史大夫的田广明将诏书传达给丞相，第2、3行是丞相传达给郡太守、诸侯相，第4行是张掖太守传达给属下各都尉、县，这些执行命令均写在一片牍上，但第3行丞相文书的结尾为“如诏书律令”。相同之例又有：
还界中。书到，遣都吏与县令以下逐捕搜索部界中，验亡人所隐匿处，以必得为最。诏所名捕重事，事当奏闻，毋留，如诏书律令 179.9
上缺不以为意幸获赦令书到明下缺
上缺如诏书律令/属临大司空属禁 209.6
这表明在律令所规定的一般任务之外，还有诏书发出的特别指示，尤其是像65.18简这样的执行命令，前面的简文内容一定是诏书。因此EJT1：2简的结尾如果是“如御史书律令”，则其前面的内容也应当是御史书，第一部分的9行应名为“御史书”。以此而见，中国学者命名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或“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不能说是正确地反映了内容，而裘锡圭“甘露二年御史书”的命名是令人赞同的。
以结尾判断命名，就此而言是充分的。不过我还是有疑问。该册书文字误脱较多，其他的出土简如EPT43.92简有同样的文书内容，据此可修订较多的文字，但还是有误脱的可能。
我的疑问是，此“甘露二年五月乙丑朔甲辰”文书的发信者为何人？该日期后的发信人是丞相少史充、御史守少史仁。“守少史”是守丞相少史的意思，故“仁”是御史，但也兼丞相少史，与御史府、丞相府两府保持着关系。因此，毋宁说这是丞相府色彩较重的文书。如果是御史府的独立文书，就不能确定丞相少史充为何要联名的理由。我的看法是，第二部分的结尾处当有误脱，原文或应是“如丞相御史书律令”，即命名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