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代的关
秦都于关中。其中的函谷关是关的代表，孟尝君的故事是统一天下前的秦关例证；统一后的秦帝国存在关，也可以通过职责为守备关的秦官关都尉得到充分证明。
汉统一后听从娄敬的建议，以关中长安为都，关制也继承了秦制。至文帝时，多采用废除秦法的缓和政策，其中之一如十二年春三月：
除关，无用传。
即废除关，可以不持通行证旅行。然而这一政策并未长期执行，景帝四年：
复置诸（津）关，用传出入。
关以此恢复。如应劭注所说，这是吴楚七国之乱后维持治安的必要之举。关恢复于景帝四年何月，《史记》与《汉书》记载各异。其他如《史记》作“诸关津”，恐怕是正确的，而且文帝时废除的同样是关津吧。汉代人完全无限制的旅行，大约只限于此十五年间，其前后除去一个可疑的例外，在所有的关津都要先接受检查。这一例外，指《汉书·窦婴传》中的记载：
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这一政策是否实行，很是可疑。如“令列侯就国”的政策，首先就遭到了“多尚公主”的列侯们的强烈反对，窦太后因喜好黄老也不赞同这些政策，不久丞相婴、太尉蚡为太后所免。因此即使实行，时期也应极短。
如此看来，关津存在于整个汉代，几乎没有全面取消限制通行、检查旅行者的情况，故旅行者需要通行证也存在于有汉一代，只是关禁伴随着时政、社会情势而有所缓急。如在凶年与水旱灾年，关禁就会有所松缓。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诏：
今岁不登……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规定输送谷物入关者，可以不持通行证通过。又成帝阳朔二年秋：
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成帝鸿嘉四年：
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
这些都是为了救济避水旱之灾的难民而松缓关禁的措施。东汉如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诏：
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稟，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亦属此类。
与此相对，强化关禁的例子见武帝天汉二年徐勃等群盗兴起于泰山、琅琊等地时，冬十一月对关都尉之诏：
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
命令严格检查。又据《王莽传》，王莽因百姓不使用新铸钱币，故令：
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旅行者除了通行证外，如果不出示新铸的钱币，住宿自不必说，就连关津也不许通过，事实上这已经是无法旅行了。
汉代设置关津的目的在于军事警察。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五代、宋时所见的财政、经济用意，未详。因此像通行税之类的税，通常大概是不征收的。《王莽传》涉及的钱币，并非以行税为目的。只是武帝太初四年有如下记载：
行幸回中。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不过这是临时性的措施。该税收用于武关吏卒的消费，而非收入国库，《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不见有国家收取关津通行税以入国库的记载。
对通过关津的商品是否征收商税，尚不清楚。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将《宣帝纪》本始四年诏与关税联系在一起，解释为“后世凡关津不税谷米者始此”，然而这种情况也与商税无关。不过如江上波夫教授所指出，[3]在武帝与昭帝期间，有过禁止向关外即国外输出五尺六寸以上的壮马、十石以上的强弩及钱的马弩关之律，该政策主要是针对匈奴，故禁止兵器与马出关的胡市律也规定，在胡市——匈奴与汉的双方交易中，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可见在昭帝始元五年罢马弩关之前，汉代关津是严禁交易、输出这些军事物资，对相关的商业活动加以限制的。此种输出限制本来就是出于军事原因，由此亦可见以军事警察为目的的关津性质。
不过在《九章算术》中有这样两道题：
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今有人，持金出五关。前关二而税一，次关三而税一，次关四而税一，次关五而税一，次关六而税一，并五关所税适重一斤。问：本持金几何？
如果是以生活中的事例为例题，则不可断言没有关税。另外东汉末的事例见《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
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这是收税的证据。
其次来看守卫关的官吏组织。对此，《百官表》除承秦制而设的关都尉外，别无特别记载，而且关都尉的职责也有欠详细。是所有的关都设关都尉，还是只设于特殊防卫的重点关，区分不明。若以《汉书》与汉简的残存资料试加推测，则如前所述，汉代关的性质在于防备、治安，故关吏原则上多属于武官系统。可以明确是由关都尉主治的，函谷关自不待言。《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条下载：
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即据敦煌汉简也可明确，阳关都尉为关都尉。[4]武帝天汉二年，针对泰山、琅琊群盗而向关都尉发布了加强关禁的诏令，此前文已述。而在西汉如此重视的关都尉，至东汉于建武九年完全废除，至建武十九年只恢复了函谷关都尉，其余依旧。此后至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兴起，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设都尉，关都尉迫于需要而恢复。但是这些关在建武九年之前是否皆为关都尉的治所，即使排除长安防御线与洛阳防御线的本身差异，也无法确认。若以私见，以前文所引述的武帝太初四年将弘农都尉治所移往武关及《地理志》牂柯郡进桑县下“南部都尉治，有关”等记载来看，没有必要认为所有的关均设关都尉这一特别都尉。[5]以无关都尉之关为都尉治所，自然是由都尉来管理关的事务；连一般都尉都不设置的关，则受最近的都尉指挥。同时也可以认为，关都尉的任务与一般都尉相等。
居延汉简残简：
□二千石关都尉郡大下缺 56.7(https://www.daowen.com)
这几乎是居延汉简所见“关都尉”的唯一之例。最后的“郡大”应续为郡大守，故可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郡太守、关都尉所发之令的残片。
有关居延汉简中的关吏，应特别注意森鹿三教授所指出的关啬夫的存在。关于啬夫，历来所明确的只是乡啬夫，但在其他正史中，又可见虎圈啬夫、暴室啬夫、厩啬夫等，汉代金文中也有传舍啬夫。有关啬夫的考证可见第四篇第四章，这里只述及秩百石左右、处理文书的官吏。以简文所见：
甘露元年十一月壬辰朔甲午，肩水关啬夫光，以小官印行侯事。敢言之，出入簿一编。
敢言之 （面）
佐信 （背） 199.1
森教授认为，所缺年号为甘露。这大概是肩水关啬夫向肩水都尉府提交的文书。从中可以了解啬夫持有官印、关啬夫代理候的事务以及肩水关的指挥者似乎是肩水候等内容。以下文书也可证明关啬夫代理候的事务：
闰月庚子，肩水关啬夫成，以私印行候事。 10.6
表明肩水关啬夫在肩水候的统辖之下。肩水候就是肩水候官。候官是设于都尉之下的数个秩六百石之官，因此肩水关啬夫即是通过肩水候官而归属于肩水都尉。
另外，简背面的“佐信”：
上缺令 /啬夫光、佐信 253.4
是亦见于文书末尾的啬夫之佐、名“信”者的副署名，笔迹与199.1简相同。关佐又见：
上缺千府移书曰关佐杨充下缺 232.10
上缺百八十 给关佐邦□下缺 116.24
他们相当于太守府与都尉府中的书佐，是吏中地位最低的文书吏。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由上级官府正式任命。此据以下简文可以明确：
九月乙亥，觻得令延年、丞置敢言之。肩水都尉府移肩水候官，告尉，谓东西南北都
义等，补肩水尉史、
长、亭长、关佐各如牒，遣自致→颉良王步光→成敢→石胥成皆
书牒署从事，如律令，敢言之。 97.10、213.1
他们所处的地位，很自然地应当与防卫关的士卒有所区别。顺便说明，116.24简恐怕是支付关佐俸钱的文书残片。
由都尉、候官、兵卒（关卒）构成的武官系统，主要作用在于防备，而与此相对的关啬夫、关佐系统，是书写、校读文字的文官系列，[6]他们负责通行证的检验与文书的起草、整理，登记出入关者并在一定期限内向上级都尉府报告。前述199.1简的出入簿正是如此。其具体内容恐怕是这样的形式：
长安假阳里阎月年十一
三月己巳南啬夫入虏亭长出，五月壬申北虏亭长留出。 502.2
《后汉书·曹腾传》：
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
刺史以关为案验线索的例子，恐怕并非寡见。又《东观汉记》传十一《张况传》：
况迁涿郡太守，时年八十，不任兵马……诏曰：“家人居不足瞻，且以一县自养。”复以况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况出战死。
其中可见“常山关长”这一职务。但是若以诏文“以一县自养”而见，此并非关所之长，而是设关之县的县长。
与关相比，津的资料比较匮乏，对津吏机构等还无法考证。只是如《后汉书·段翳传》载：
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后竟如其言……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挝破从者头。
仅可见有守津吏、度津吏。
最后的问题是，非法过关者即所谓突破关所者将被处以何种刑罚。由于现存的汉律中没有相关条文，故尚不能推测。但是居延出土的木觚有下文：
上缺曰：居延有关塞□何得出？牛子曰：欲渡天田，以校量之，疑斋→牛子赦共下缺 112.10
这应该是避关而渡天田的人被捕后，涉及此事的调查文书。又如：
市阳里张延年，兰渡肩水要虏
塞天田入，今下缺 10.22上缺□所持木杖画灭迹，复越水门下缺 336.32
其中有相当于兰渡罪的行为。不过这是突破边境地区特殊关所的行为，属于边境防卫的问题，自然与设于内郡交通之路的关所问题不同。
《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廷尉决事》：
廷尉上，广平赵礼诣雒治病。博士弟子张策门人李臧赍过所诣洛。还，责礼冒名渡津。平裴谅议，礼一岁半刑，策半岁刑。
这是魏时之事，然而汉亦应如此，可以推测，不正当地使用他人通行证，无疑是有惩罚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