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之誓与约束

据前揭《司马穰苴传》载，穰苴与监军庄贾定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后，先到军营，立日晷，设漏刻，等待庄贾到来。到了日中，穰苴确认庄贾未至，便撤去日晷、漏刻，入军门“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于是才有了穰苴对庄贾的责难。当时穰苴的话是：“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

又，在《孙子列传》中，孙子指示妇人们前后左右行动，等妇人们应诺之后，“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然而当命令向右时，妇人们却大笑而不行动。于是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在“复三令五申”后，再次击鼓发布指令，但妇人们还是没有行动。此时孙子说“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即斩杀两姬。二者的共同之处为“约束既定”、“约束既布”，在对此约束或申明或“三令五申”后，才行斩杀。将军发布约束，亦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代替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赵国北边之将李牧定约“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此约得到遵守，但对此不满的赵王以别人取代了李牧，在遭遇失利后只得再度起用李牧。李牧到任后“如故约”。即约束因将军而异，如前述周亚夫之例，相比于天子之诏，“将军之约”更能约束军士。又据《司马穰苴列传》，穰苴率领齐军攻打晋、燕之师，夺回了此前丧失的领土。回师时，“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在战争结束后解除了约束。如此看来，发布约束后即处于战时状态，解除约束后则恢复平时状态，这是很清楚的。而有关发布或制定约束，则可以作如下考察。

约，《说文》释为缠束之意，缠、绕、缚、绷、束也同有捆扎、系绑之意，这是本义，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说文》对“誓”字的解释：“誓，约束也。”因而如果根据《说文》常用的如“束，缚也”、“缚，束也”这种互训的方法，结果就是“约束，誓也”。这就是说，如果认为“誓”与“约束”同义，关于这个问题就有相当多的资料了。[4]

誓为《周礼·秋官》“士师”之职的五戒之首，“用之于军礼”无疑表明此“誓”等同于“约束”。最古老的例子，应属《尚书》所见六篇之“誓”。诸篇成于何时暂且不论，[5]除了《秦誓》之外，甘、汤、泰、牧、费等各《誓》无一不作于战前，虽然长短有别，但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叙述：第一段是对听誓者的号召，第二段是发起伐敌之战的理由，第三段是部队各成员应尽的义务，第四段是依据是否服从命令来明确赏罚，这在作战的场合下当然是必须要添加的。特别是《费誓》有关处罚的第四部分有所增加，所列举的应准备弓矢，当捕捉到走失的牛马和逃亡的奴隶时应归还原主，禁止离开岗位和队列去追赶牛马、奴隶，应储备食粮、建筑材料和军茭等具体指示，都具备了将之命令的特征，由此也就能够充分理解为何必须在战前听誓。(https://www.daowen.com)

《左传》哀公二年所见赵简子之誓也是如此，它宣示了攻打郑师的理由，同时也说：“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在《尚书》的誓篇中，因王亲率其师，所以赏罚可在战后亲自处理，而赵简子是以卿的身份率军，因而不得不用这样的表达：若自己无罪，自有君主安排。而到了战国时代，在开赴战场之前，代王率师出征的将军会被预先授予权限。又，成公十六年传载，楚、晋交战前，楚子即楚之共王登上巢车观望晋军状况，就晋军的行动询问去年由晋奔楚的伯州犁，以此详细了解战斗前的行动举措：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

即军吏聚集于中军，制定作战计划，张设帐幕进行占卜（赵简子也是在誓前先占卜），毁掉井灶，于发起行动之处作誓，这也是春秋时代的战争。而到了战国时代，变为任命将军，临军指挥时发布誓言，实施统辖。[6]司马穰苴的例子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像这种被任命的将军临军向麾下的士卒发布誓约的做法传至后世，如宋代曾公亮等撰写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五的“军誓”条等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