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说的问题所在
对于既往诸说，我有若干不能理解的问题。在此予以阐述。
首先来看郭沫若的说法。其说提出了与他见极为不同的排列顺序，同时论据又是建立在汉简书法之上，因而便于单独论述。郭氏之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像第2简末尾“下”字这样竖划粗大的文字，是否限于整体文章的末尾。在此还是来考察以往出土的汉简。[7]
末尾简的最后文字笔划粗大，确实有文例（图4），但也有文中笔划明显拉长的例子（图5、6、7、8），多为“年”字之例。图9的“制曰可”也许是证明郭氏之说的好例子，但根据我的研究，该简应是元康五年诏书册的组成部分（参见图版1）。[8]
发掘时保持册书形状的图10第三简，确实是以粗大笔划的“之”字结束文章的，但第1简的末字也是拉长笔划的。
因此像这类书写方式，或是为了美化简面，或表示该简以下无文字，或是书手的书写习惯，不能说是限于整体文章的结束文字。因此，第2简不能排列在最前面，然而并不妨碍排入第2至第10简之间。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这里再就木简的书写方式追加两点说明。除去第1与第3简，其余八简均有黑色圆点，下空一字。[9]这是中国传统中对皇帝、上天等表示敬意的书写方式，它在汉代的实际体现就是如第1、第3简所见，“制”字抬头书写。与此相对，第2简与第4—10简的书写形式，在汉代被称为“需头”。[10]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第7简只书写了一半，此后皆为空白？最先提出这一疑问的是《武威汉简》的编者，鲁惟一博士对此也未加说明。第8简的六字，在第7简的下半部分确实是可以充分书写的。郭沫若的解释是：第8简的六字是“廷尉处决之辞”，因此当然应当提行。然而我想知道的是，“廷尉处决之辞”为何一定要提行的根据。
总之，对包括郭沫若之说在内的既往说法，归纳一下我不能释然的疑问。
疑问之一，前文已稍有涉及。10枚木简分为四部分，四部分的分法虽有讨论，但对分为四部分并无反对意见。而我曾经谈到：“一般认为其中（十简文中）包含了两个诏，但也有考虑是一个诏的方法。”[11]即这样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第9简因与18号墓主的关系而纳入别的范畴，其余九简则考虑为一个组群。
疑问之二，关于兰台令第卅三的内容。诸说都认为十简中有二诏，一是写于第1、2简的建始二年诏，相当于御史令第卌三；还有一个是写于第3—8简的河平元年以后“本二年”发出的制诏，相当于兰台令第卅三。然而疑问在于，第3—8简是否全部都是此兰台令第卅三的内容？认为此六简相当于兰台令第卅三的理由是，第5简有“明在兰台石室之中”之语。若按通说，从该语之后直至河平元年发生的游徼吴赏手下殴辱王杖老人先，吴赏被处以弃市的案件，都包含在兰台令中，这是否妥当呢？
疑问之三，除去郭沫若的排列外，其他排列的顺序都是御史令第册三居先，兰台令第卅三续后，然而这种顺序与第10简将兰台令写在前的情况矛盾，对此又当如何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