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将军的兼任

二、将军的兼任

由于将军本来只是在镇压叛乱和对外征伐之际所设置的临时官职,因而一旦战争结束,便无需要而被罢除。这大致是武帝以前的原则。因此被任命者原任何官,征战结束后便回归原任。例如《百官表》元光元年条载,李广任卫尉,十一月任骁骑将军,六月罢兵(武2),元光二年,卫尉李广再任骁骑将军(武3);又如《百官表》元朔六年,李广由右北平太守任郎中令,五年后罢免,但元朔六年二月以后将军(武9)、元狩四年夏以前将军(武11)出征;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的元狩二年三月,以郎中令出击右北平。就这个例子而言,李广从元光元年至二年的本官是卫尉,从元朔六年到元狩四年的本官是郎中令,出征时兼任将军。这一原则至少在武帝以前,与大将军以及位比公卿的三将军以外的“列将”有关,而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等可看成是例外。昭帝以后,这一原则也存在于“列将”、“杂号将军”等因军队所需而临时设置的将军之中。神爵元年,酒泉太守辛武贤以破羌将军出征西羌(宣6),此后辛武贤归任酒泉太守的情况,可据《赵充国传》推知。《十七史商榷》卷一四指出,郡太守因手握郡之兵权,典领武事,所以有“郡将”的别称,也有冠以其出征郡名的如上郡将军、北地将军、陇西将军(文6)的例子,《西南夷传》中还有将诛杀夜郎王兴的牂柯太守陈立称为将军的例子。辛武贤的离郡出征不同寻常,所以另外给予将军的称号。

然而一旦将前述情况理解为一个原则,则可指出一个无法完全说明且令人吃惊的事实。这就是本始二年秋,后将军赵充国任蒲类将军出征匈奴(宣1)。据《赵充国传》载:

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击匈奴,获西祁王,擢为后将军,兼水衡如故。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59]

即由后将军任蒲类将军,复为后将军。已是将军而获得另外的将军称号出征,再任原来的将军,可证明后将军是承担平常时期任务的常官。其他的证据又见《汉书·孔光传》:

是岁(绥和元年,成14),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坐定陵、红阳侯皆免为庶人。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

还有,与赵充国同时出征的度辽将军范明友,也是直接以此将军名号率军讨伐匈奴(宣1),这在武帝初期以前也是无法想象的,是前述杂号将军固定于一人之身的一个例子。范明友在度辽将军职上前后八年,原因是他是霍光的女婿,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度辽将军不也正是承担平常的任务吗?关于昭帝以后前后左右将军的兼任问题,试以张安世为例探讨。

本始元年正月,张安世因宣帝策功而被加封,当时的官衔为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因这是见于《宣帝纪》诏文之语,所以是正式官衔,然而李斐对此注曰“居光禄位,以车骑官号尊之,无车骑官属”,即车骑将军不过是名义上的荣誉而已。钱大昭以李说为非,提出反驳:“《百官表》元凤元年,光禄勋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六年迁;元平元年,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光禄勋,七年迁。是安世初为右将军光禄勋,故《表》云‘光禄勋并右将军也’。迨改官车骑,仍兼光禄勋。车骑本非加衔,安得谓之无官属乎?”钱说之是,通过《张安世传》所见霍光死后御史大夫魏相所上的封事得到更清楚的体现。魏相在霍光死后说“毋空大位”,推荐车骑将军安世为大将军:

宜尊其位,以为大将军,毋令领光禄勋事,使专精神,忧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寿重厚,可以为光禄勋领宿卫臣。(https://www.daowen.com)

即解除张安世兼任的光禄勋,让其子张延寿专任光禄勋。[60]因此,张安世实际上兼任了车骑将军与光禄勋,这与前述李广之例中的系列兼任不同。如李广以郎中令任后将军,在出征前线时为后将军,一旦归还,则罢去后将军而仍任郎中令。如张安世这般兼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左将军太仆上官桀(武31)、右将军卫尉王莽(昭3)、右将军光禄勋张安世(昭4)、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昭5)、车骑将军光禄勋张安世、后将军水衡都尉赵充国(昭7)、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宣10)、右将军典属国常惠[61](宣9)、右将军典属国冯奉世、左将军卫尉许嘉(元2)、右将军光禄勋冯奉世(元3)、右将军光禄勋辛庆忌(成6)、右将军光禄勋王章(成5)、左将军光禄勋甄丰(平1)、右将军光禄勋甄邯(平2)。而且将军兼任最多的是光禄勋,右将军光禄勋是压倒多数的组合。其次是卫尉,剩下的是水衡都尉、太仆、典属国。

光禄勋在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以前称郎中令,李广应该担任过这一官职。该官统率隶属于五官、左、右中郎将的中郎、侍郎,隶属于郎中户、车将、骑将的郎中,是相当于宿卫皇帝的近卫部队的指挥官。张安世以右将军和车骑将军兼任十二年,而在他任右将军以前,自昭帝始元元年由尚书令转任光禄勋以来已在职六年,因此在任期间前后有十八年。据《百官表》,除辛庆忌在以右将军兼任之前已在职四年,兼任后又在位三年之外,虽然并非与将军兼任,但在其任官履历中被任命为光禄勋之后成为将军的,有冯奉世、韩敕、孔光、师丹、王根、王安、彭宣、丁望、甄丰、甄邯等,光禄勋成为晋升将军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任光禄勋后未成为将军者稀少,其中引人注意的是于永。此人在元帝建昭二年以左曹西平侯任光禄勋,至成帝阳朔三年在任十六年,后任御史大夫,是仅次于张安世之后的长期在任者。他是任廷尉十七年,后成为御史大夫、丞相的于定国之子,娶宣帝长女、成帝之姑馆陶公主施为妻,与刘氏有着深厚的姻亲关系。要言之,这证明光禄勋极受重视,要选择外戚或者相当于此的有高信赖度的人来充任。

再以卫尉来看相同的情况。因《百官表》记载缺漏,故未详卫尉姓名的年份较多,不过范明友从最初就以度辽将军兼任十三年;王莽在(昭帝时代)担任卫尉三年之后成为右将军,兼任三年。此后成为将军而有卫尉经历的,有许嘉、王凤、傅喜等。另外未成为将军的,有王凤之子王襄,在位五年,以及丁望、淳于长、金日碑之子金赏等,由外戚或受宠于皇帝者充任的情况较多。卫尉虽然比不上光禄勋,但作为掌控宫门卫的屯兵,守备未央宫部队的长官,还是相当引人关注的官职。将军掌握屯兵一事,将于下节述及。由负责皇帝身边警卫的光禄勋、未央宫的警备长官卫尉等充任将军,使其拥有独立的兵权以备非常,这应是此种兼任的重要目的所在。

除了以上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阐述之外,在政治史方面不能忽略的,是赵充国的兼任水衡都尉。赵充国在昭帝元平元年至宣帝本始二年的三年间,以后将军兼任水衡都尉。在此之前,他担任水衡都尉已有六年。换言之,充国从元凤元年开始就任水衡之官,当年九月,以燕王旦为中心,车骑将军上官安、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反霍势力因谋反事发而皆遭诛杀。充国之任,恐怕在此之后,与上一年始元六年以右将军兼任卫尉的王莽死后,就此任命张安世补右将军空缺,并兼任光禄勋一事应是在同时吧。始元六年,贤良文学与大夫就盐铁专卖与否发生的争论,自无须赘言。霍光是对大夫即桑弘羊及其下属们加以批判的贤良、文学的背后之人,这是西嶋定生的推测,由此可见桑弘羊与霍光的对立,即是外朝与内朝的对立。又,这次争论的结果,按贤良文学的主张被废止的,只是酒的专卖和关内的铁官,霍光打倒桑弘羊的意图未必实现。但始元六年由担任过大将军的军司马乃至长史的杨敞出任大司农,可视为以霍光之力在人事方面打击桑弘羊一方的例证,这点也为西嶋氏所指出。[62]我们可对此再略作发挥。

水衡都尉始设于武帝元鼎二年,主管上林苑。据《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最初的设想是主管盐铁,但在实施杨可的告缗制后,没入上林的财物大增,故变为主管上林苑。在没入的财物中也包含田宅奴婢,故有或置农官,或将奴婢分配给诸苑饲养狗马禽兽等管理工作。属官之中,又有均输、钟官、辩铜三令丞,主铸钱。这也被看作是元鼎二年之事。[63]据此,水衡都尉就是执行武帝时期所实施的最为极端的掠夺性经济政策的主管机关,是承担武帝对外征伐经济责任的所在。自元凤元年始,赵充国充任此职。充国是陇西上邽人,初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补羽林郎,晋升入武官系统,任大将军护军都尉,经中郎将而迁为水衡都尉,此后如前所述,在职六年后成为后将军,又兼任水衡都尉三年。[64]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赵充国也是出身于霍光莫府。而元凤三年出任少府的蔡义也是在职三年,以明经供职于大将军莫府,是霍光的故吏。因此,大司农杨敞、水衡都尉赵充国、少府蔡义这些与经济相关的官员,全都集中为霍光莫府出身之人。赵充国之所以任职九年,私见以为,是因为他计算过人而得到重视。其理由是,通观《汉书》,虽然他有关屯田的上奏只有一处记载,但其中详细地列举了谷物、盐、茭等数量并进行了论证。由此可以推测,他担任水衡都尉的年数如此之长,恐怕正是深受霍光信赖,在经济上保障了霍光政权的缘故。

在霍光政权中,右将军张安世兼任光禄勋,度辽将军范明友兼任卫尉,而在元平元年昭帝崩殂的危机中,安世转任车骑将军仍兼光禄勋,水衡都尉赵充国任后将军,另外以韩增为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本人一起,清楚地展现了设有五大将军的强大军事力量的背景。霍光让位居枢要的光禄勋、卫尉、水衡都尉兼任将军之职,实际掌握兵力,正是意在使之履行职务时,具有将军的传统的专断权。这恐怕也是西汉后半期外戚权力构造的秘密所在。可以说虽然是在体制内,然而作为常任的职权又于体制外获得将军之职的特征,反而推进了任职的长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