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休假
正史记载体现了汉代官吏制度的高度完整性，这通过居延汉简等简牍史料也是易于发现的。但是在此官僚组织中，相关官吏具有怎样的限制与特权，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这些具体状况因汉律散佚，资料不足，难以简单窥知。
我在前章对其中的一个方面——通过年功而晋升的规定进行了考证。本章则首先考察他们的休假状况，由此从一个侧面明确汉代官吏的工作规定。
首先关于官吏的休假，第一个线索就是《汉书·高帝纪》李斐注与孟康注。注文系于本文“高祖尝告归之田”的“告”字，李斐认为是休谒之名，吉为告，凶为宁；在休假中，因吉事休假而称告。孟康注：
据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赐告。予告，是在官有功最时，即他的工作业绩在同等官中是最高之时，依法所获得的合理休假。赐告，是在病满三个月应予以免职之时，天子作为特殊优待而赐予休假，带印绶，携带官属，回家养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即使有赐告也不得回家。至和帝时，予告、赐告皆无。
孟康注所说的告，吏二千石有予告与赐告，因此正文中的秦泗水亭长高祖之告，与此无直接关系。但从总体上说，官吏的休假有告与宁，高级官吏又有赐告特例，而一般休假为了区别赐告而称予告。
据《汉书·汲黯传》，黯为主爵都尉时：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瘉。
同书《龚舍传》：
拜舍为光禄大夫，数赐告。
同书《公孙弘传》，公孙弘为丞相时：
弘病甚……因赐告、牛酒、杂帛。
另据《疏广传》，太子太傅疏广拟与身为少傅的兄子受一起辞官时：
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
这些例子以丞相为首，反映的都是二千石以上的吏患病之时，与孟康注相合。但又据《汉书·卫绾传》：
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绾为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
及《石庆传》：
上以为庆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
同是赐告，却并非患病。故所谓赐告，具有天子特别给予休假的意味。此外，《直不疑传》与《石建传》可见郎官之告，《魏相传》、《丙吉传》中丞相掾史也有告。甚至还有秦的例子，高祖即泗水亭长刘邦也有告。因此一般官吏的休假，应不分上下而称为“告”。李斐注“吉曰告”，此吉并不是刻意强调吉事，而是包含了除去“凶曰宁”之凶事的所有事项，含义宽泛。
即称为宁的休假，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居丧。《哀帝纪》载：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颜师古注：“宁，谓处家持丧服。”《汉书·扬雄传》注应劭引汉律规定：
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
实际事例见《陈汤传》：
元帝时，陈汤通过张勃选举为茂材，在待迁时，父死而未奔丧，因此被司隶校尉弹劾而下狱。推荐者张勃也以“选举故不以实”坐罪，削二百户。
反映了该律的施行。
宁意为安，与《扬雄传》中《法言·孝至》第十三“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之“宁”同，意思是安宁。《后汉书·黄昌传》“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之“宁”，可解释为黄昌之妻为使父母安宁而回到娘家。因此，在尽最后孝道的意义上，称为亲人之丧的休假为“宁”。[1]只是未必所有的官吏都可获得三年这一期限。《哀帝纪》王先谦补注引用何焯之说：
汉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为父母行服三年，达礼于是焉废。其予宁者，不过自卒至葬后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许博士弟子予宁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
一般准许的假期，不过是从父母死至葬后的三十六天。博士弟子准许三年，是由于博士弟子还不是正式之官，尚处于随从博士主修儒学的培养过程之中。安帝元初三年邓太后临朝，开始许可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之丧，但到建光三年安帝亲政时，又以不便而中止。桓帝永兴二年初，允许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之丧，然而至延熹二年复止。公卿则在整个汉代都未行三年之丧。不过到了东汉，由于儒教道德的普及，有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员向天子乞身，于是转为如太中大夫这样的闲职而服丧之风。但是据《后汉书·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可知这样的事情在西汉是不许可的。
《汉书·杜缓传》：
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薨，征视丧事，拜为太常。
这应是杜延年受到优待的特例。据《百官表》，杜延年五凤三年六月为御史大夫，三年后的甘露二年五月，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据《杜延年传》，延年以老病罢免，数月后去世。因此他去世的时间应是在甘露二年末或三年初，而且《百官表》甘露三年太常项未写月，记作“雁门太守建平侯杜缓为太常”，故杜缓的“征视丧事”是在甘露二年末前后，翌年甘露三年中转为太常。由此可以明确，不存在三年服丧期。(https://www.daowen.com)
下级官吏也有宁，此可求证于居延出土的木简，故以下例举这些资料。首先是居延汉简57.1册书：
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己卯甲渠士吏疆以私印 （第一简）
行候事敢言之候长郑赦父望之不幸死癸巳 （第二简）
予赦宁敢言之 （第三简）
令史充 （第一简背）
这是甲渠候长郑赦因父亲望之去世，为请丧假而自甲渠候向都尉府提交的报告。[2]
（1）第卅八
长诵母死，诣官，宁三月下缺 59.39
（2）第卅六
长成父不幸死，当以月廿二日葬。诣官取宁。四月乙卯蚤食入。 52.17
（3）第廿一
长尊□不幸死。诣官取宁。五月癸巳食时入。 264.10
（4）元康四年三月戊子朔庚下缺
始
长置，以令取宁。随下缺 232.12
（5）上缺鉼庭
还宿第卅
，即日旦发第卅，食时到治所第廿一
。上缺病不幸死。宣六月癸亥取宁。吏卒尽具，坞上不乏人。敢言之。 33.22
（6）□甲渠候长劫，以令取宁。即日遣，书到，日尽遣如律令。[3] 160.16
（7）
十二月吏宁书 176.48
对这些简无可再加说明的余地。（2）、（3）都是出入关的记录，恐怕是前往所辖候官，以获得此后的取宁许可，因而写有标记时间的“入”。又，“不幸死”之语，应该也是关吏卒书写的。（7）是某年十二月吏取宁的官方簿书。
在这些简中，值得注意的是如（4）、（6）二简所见，它意味着即使对下级官吏，也有“以令取宁”这种法令规定。
宁是限定了特殊意味的休假，因此如果将除此以外的休假都称为“告”，就未必只是因吉事而获得特别休假。“告”例不见于居延汉简，应是偶然所致，“告”也可能同“取宁”，为所“取”之事。《汉书·严延年传》证明了这一点：
河南太守丞义，原与太守延年都是丞相史，因年老颇悖，畏惧酷吏延年的手腕，反而怀疑延年出于旧谊而给他的厚遇，“自筮得死卦，忽忽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罪名十事”。
顺带提及，所谓取与现在日本取休假之事相似，它是经申请而获得之意，而非如赐告、予告那样给予。其他如列传中的“休沐”、“洗沐”，多是以洗沐之事表现休假，不必说皆可列入告类。[4]
再返回到孟康注，它所述的内容应是成帝时，郡国二千石即郡太守即使有赐告，也不得归家。具体事例可见《冯野王传》，其中还可见涉及休假的资料。
冯野王为冯奉世之子，父亲冯奉世时从上党郡潞县迁徙到杜陵县。事件发生时，冯野王为琅琊郡太守，病满三个月后得赐告恩惠，与妻子归还杜陵就医。然而当时的大将军王凤唆使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却私自图便，携带虎符出郡归家，属不敬”。身处大将军幕府的杜钦平时敬佩野王父子的品行与才能，故为野王作了如下辩护：“私下见令中有这样的条文：‘吏二千石得休假过长安时，必须拜谒。’其中没有区分予告或赐告。然而现在有司认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归，这是一律两解，反而曲解了法律，失去了减少刑罚的本意。本来在官如果连续三年考核最优，可以获得予告归家，这是令所规定的。病满三月得赐告归家养病，则是通过天子之诏获得的恩典。然而作为依据法令而获得的当然权利，予告允许归家，而依据天子恩典所获得的赐告却不许归家，这完全是失去了轻重之差。还有，二千石因病赐告归家见于故事，而不得离郡令无明文。”……然而王凤不听，最终免去野王并以之为例：郡国二千石因病得赐告，不得归家。
以上不避文烦所引用的《冯野王传》，清楚地说明了郡国二千石（地方太守）的赐告，杜钦的雄辩也证明并补足了孟康之注。而与孟说稍有不同的是，孟说为“功最则得予告”，杜钦则说“三最予告”，即必须三次最高；“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也未见于孟说。另外，杜钦说予告、赐告皆得归家，而《史记·汲黯列传》集解：
或曰：赐告，得去官归家。与告，居官不视事。
解释为与告（即予告）是居官而不从事政务。然而我通过下述资料，认为杜钦说反映了实际情况。
例子见《汉书·元帝纪》。永光五年颍川洪水泛滥，百姓死难时，“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理由是这些颍川郡出身的吏离署而不归家，就失去了休假的意义。
在永光五年记载中得到休假的吏，恐怕是中央官府的属吏，而不是得二千石俸之类的高级官员。如果机械地理解孟康之说，认为予告就限于二千石，限于功为最高之时，这是不妥的。《汉书·丙吉传》载：
丙吉为丞相时，宽大好礼，部下掾史有罪赃、不称职时，就给予长假（予长休告），[5]以使他们自然停止，最终无所案验。以后这成为故事。
表明上述情况下也存在予告，而且长官对部下的下级官吏有给予休假的自由权限。
因此，还是将予告看成部门长官给予为妥，而孟说或杜说所涉及的二千石，如从二千石直属天子的关系考虑，可比作《丙吉传》中丞相与掾史的关系，其间存在的原则是一致的，只有赐告应视为特例。以上主要考察了告、宁这一休假制度，其次应考察赐告成为恩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