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秦律的意义

关于竹书秦律以后还应进一步详考，不过在此还是想总体概括秦律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上的意义。

首先据发掘结果可知，秦律内容丰富，其数量大大超过汉律令佚文。由于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佚文数量不及汉律，因此作为比以完整律典而存世的唐律更古老的法律条文，秦律的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在条文中还可以发现与汉律、汉官制非常接近的内容，它们不仅是纯粹的、有效的研究秦代的资料，对汉代法制的理解及研究也大有裨益。

《释文》第二种、[14]第三种所见之律，即本章所列举的田律等律的明确存在，突破了以往秦律只是商鞅六律的常识。秦律亦存于六律之外，如同汉律亦存在于萧何九章律之外。如果通过辑佚汉律佚文可以明确九章律以外诸律的存在，且这是袭秦而来，则反过来萧何对秦六律加三章作律九章的话题，就有再加探讨的必要。

还有，田律诸律究竟是何律？其中所叙述的规定，概言之是行政制度上的规定，也多见对违反行为的处罚规定。违反该律而犯罪，类似于后世所谓的公罪，[15]今天则称为行政犯。读田律诸律，如果用极为贴切的叙述表达我所得到的印象，那就是《译注晋书刑法志》第95页注19关于事律的解释：

（事律，为下文兴、厩、户三律的总称。此三律）与前盗律、贼律等针对犯罪行为的罚则规定不同，是各种制度规定以及针对其违犯行为的罚则规定。

这一注释具有重要启示。我认为这些律的性质，与《晋书·刑法志》所说的汉事律的性质相通。《晋书·刑法志》本文云：

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

其含义可以理解为萧何在定律上有所作为。萧何恐怕正是根据这里出现的田律等诸律（未见于此而性质同一的其他秦律亦包含其中），整理编纂出通则规定而成兴、厩、户三篇吧。当然这并不是废止其他的秦律，而是未入三篇的律也就此被继承下来。秦律就此为汉律所继承的例证之一，就是惠帝四年所除的挟书律。据张晏注，此挟书律指秦律中“敢有挟书者族”的内容。其他的此类例证还有不少。

再有应当思考的是，竹书秦律也有金布律。《晋书·刑法志》引魏新律序略：

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

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

这是因为汉有金布律，故有此言。又《汉书·萧望之传》引金布令甲：

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

《汉书·高帝纪》臣瓒注引金布令：

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为椟，传归所居县，赐以衣棺也。”

此外《后汉书·礼仪志》注引丁孚《汉仪式》，也有汉律金布令之载。该长文叙述了祭祀皇帝宗庙之际，诸侯王列侯应奉酎金的规定。在以往的汉律令研究中，应如何理解金布律、金布令、汉律金布令等不同称谓，向无定说。[16]今见秦金布律的内容，可知大致包含了魏新律序略所述汉金布律的内容。据此亦可认为，《萧望之传》与臣瓒注所引金布令是汉代制定的。臣瓒注所引金布令的法源，就是著于令的高祖八年十一月制诏。[17]丁孚《汉仪式》所引为武帝时所定，若违反则以酎金律论处。如此一来，《汉仪式》中“汉律金布令”这一表述尽管有些混乱，但仍有可能是袭秦金布律而来的汉金布律与汉新追加的金布令并存。

我曾思考过秦法与汉法的关系究竟如何，汉高祖刘邦与其功臣们即创建汉王朝的人们，是否具有尽废秦法而另外完全新创汉法的能力，竹书秦律的出现为思考秦汉法制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资料，进一步开拓了今后的研究空间。

其次，如果汉代以“令”为名追加汉律中所无的内容，则浮现的疑问就是秦是否有“令”。换言之，秦的追加法以何为名？商鞅六律制定后，自然需要补充追加法。围绕这点考虑，《释文》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律，均为李悝《法经》、商鞅六律所无律名，此或可假设为商鞅制定六律后的追加法。由此令人推测，秦的追加法也可以以律为名，而以令公布追加法有可能创始于汉。当然，这一推测是否成立尚需求证，这里只是提出秦律研究中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推定为武侯时期的魏户律、奔命律的发现，表明魏对李悝法经六篇的追加法以律为名而非“法”，这也值得关注。

最后，为何秦律被随葬在云梦睡虎地第11号墓，也是有必要涉及的问题。出土于20世纪前半叶的简牍如敦煌、居延、罗布淖尔等汉简，发现于汉代西北边境的防御线遗址。其或因简牍本身废弃不用，或因边塞废弃不用，故偶然留存至今。而20世纪后半叶出土的简牍，除去未公布的一万五六千枚居延汉简外，[18]都是从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睡虎地第11号墓所出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简牍是作为墓主冥界生活必需品之一而被有意随葬的，无论是经过两千年的岁月化为尘土，还是被偶然发掘，都不是最初的意图，它们属于应当被保存、遗留下来的物品。[19]从简的内容来看，它们属于墓主生前常用的书籍以及作为随葬品目录的遣策或赗方。云梦秦简即相当于此类书籍。因此被发掘出来的“律书”，应当是作为墓主私人用品而被随葬的。根据它的内容，尤其是下级官吏心得总结的《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可称为爰书范例集的《治狱案例》，可称为法律答问书的《释文》第四种秦律，涉及考校操作的《效律》二种且一种被单独归纳，可认为墓主是基层法律工作者。这既与《大事记》所见喜这一人物经县史、令史而终于县治狱的生平吻合，也与该墓葬远不如贵族大墓的规模不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