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诸家之注
魏邓展注：
汉约，非刘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
或曰：
以芮至忠，故著令也。
颜师古曰：
寻后赞文，或说是也。
《史记集解》虽有一二字出入，但引用了邓展等二注。又加以臣瓒之说：
汉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
《集解》采用的恐怕是《汉书》之注，因此《汉书》旧本中也应有臣瓒之注。
或说与颜说最简单，取原文为说，是无可置疑的想法。与此相反，邓说则与非刘氏不王的高祖之约联系起来，认为以异姓吴氏为王违反了高祖之约，因此为了确立依据而特别著令。臣瓒“以非制，故特著令”之说，也认为以异姓为王是“非制”。瓒说并用了邓说、或说。
宋人刘奉世也并用了两说：
予谓兼用邓二说，乃著令之意也。赞文以谓忠而得王，故著于令尔，徒忠无他事，何以著令邪？
但若论刘奉世的倾向性，则是近于邓说而反对颜师古之说。“徒忠无他事，何以著令邪”之语，批评了单纯采用或说的想法。
明确支持邓说的还有清人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十述：
寿昌案，邓说是也。高祖时以功封王者，如张耳、臧荼、韩王信、彭越、英布、卢绾皆以罪削夺，且被诛夷。耳之子张敖嗣王且尚主，卒以罪降侯。独吴芮以忠见称，身迨元孙，五世袭王。高祖特著于令，明不在“非刘氏不王”之列。颜引邓说而转不取之，而止取或说，何也？(https://www.daowen.com)
对颜说持明显的批评态度。
清人沈钦韩的《汉书疏证》说则略有异趣：
盖当时因韩、彭等反逆，著为条约以戒饬王侯，而称长沙之忠也。
邓说认为，确认吴氏长沙王是高祖之约的例外规定，换言之是为了吴氏而规定，而此说与邓说的不同点，在于指出了著令是为了戒饬其他诸侯王，换言之是政策性规定。
宋人刘攽的看法则完全不同：
定著令者，谓于令著长沙王车服土地之类也。
认为是将长沙王的领地、车服之制等王的待遇具体地著于令中，并言《功臣表》陆量侯须无“令长受令长沙王，此亦一证”。陆量侯须无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相关文字多于刘攽注释所引部分：
诏以为列侯，自置吏，令长受令长沙王。
意思是侯国地处江南，须无自置的令长受令于长沙王。刘攽的看法是，陆量侯国在长沙王的行政管辖之下，因此这样的特例也需要著于令。可见刘攽的看法与邓说、或说、刘奉世说比较，内容完全不同。
若臣瓒说也可视为《汉书》旧注，则以上诸注就是《汉书》之注。不仅是《汉书》，《史记》注释中也有重要的内容。这就是中井积德注所说的：
长沙王为王，在约之前。注失前后。
积德本人是如何考虑的未详，但注文对邓说、瓒说提出了批评意见。即提出了著令时间这一问题。关注这一问题的，迄今为止只有王先谦一人。《汉书补注》载：
芮徙王后一年薨，此自高祖贤芮而著令耳。《王莽传》张竦为陈崇奏云：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盖卢绾反后，高祖刑白马而盟，此令当在其时。以贤芮故，使其后人得嗣王也。诸说未晰。
文中指出了吴芮封建与高祖约束的时间差异，又征引了《王莽传》中的例子，认为该令（《王莽传》中“定著于令”的含义）是不拘高祖之约而确认长沙王子孙嗣位的规定，其依据就是著长沙王之忠的令（吴芮本传中“定著令”的“令”）。王先谦基于邓说与或说而考虑有二令，又找到了《王莽传》中的例子，令人钦佩，不愧为通晓《汉书》之人。可是《王莽传》中说的是“番君得王长沙”，是指吴芮而非吴芮的子孙。二令之见或失于武断，而且如果存在二令，何者载于令甲，问题的纠缠似又更深一步。要言之，如中井积德所指出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考虑长沙王忠的制诏出于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