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授节的官职——其一 西汉诸例
本节想要考察的是可授节的官职有哪些。在此之前，要先看一下保管节的官职。此即相当于《周礼》的掌节之官。据《后汉书·百官志》，少府尚书令之下有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即是此。符节令的下属有尚符玺郎中四人、符节令史。据本注，尚符玺郎中原为二人，在宫中掌管玺与虎符、竹符之半，可知西汉时为二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与节无关吧。注中所引《汉官》“当得明法律郎”，说明非详明法律之人不能胜任。
再来看一下授节之官，还是先限于西汉时期吧。首先是职务权限上一般可被授节的官职。司隶校尉设置之初，就是如此。据《百官表》：
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
知司隶校尉设置之初就授节。元帝去司隶校尉之节一事，见于《汉书·诸葛丰传》：
（元帝）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劾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驰车去，丰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丰亦上奏，于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
恐怕元帝认为司隶校尉的权限过大了吧。《后汉书·西羌传》载：
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
又载：
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
还有《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引《汉官仪》：
使匈奴中郎将，拥节，秩比二千石。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蛮夷骑都尉、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经常持节。原因是为了对归顺的异民族授予包含专杀权在内的处断权吧。
据《后汉书·郑兴传》，郑兴对隗嚣说：
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
这是隗嚣在对服从自己统制之人设置职位时，郑兴的劝谏之语，因此隗嚣肯定设置了中郎将、太中大夫等职位。这一资料证明，西汉时的中郎将、太中大夫，是可成为持节皇帝使者的官职。
如此，在某一时期设置了司隶校尉后到东汉，这一期间内的蛮夷骑都尉、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因为职务经常持节，中郎将与太中大夫授节而为使者。那么这些官职的范围如何，这里想通过资料略加确认。
首先，在上述诸官之中，比较容易指出的是中郎将的例子。如苏武送匈奴使者而被匈奴所拘时，“以中郎将使持节”[14]。张骞出使大宛时也是中郎将，而且当时率领三百人，多持节副使相从。[15]《司马相如传》中也载“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
蛮夷骑都尉则不同，可用《宣帝纪》本始二年秋讨伐匈奴的记载“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与它进行比较。
太中大夫仅见一例。《汉书·霍光传》载，霍光薨，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监督），即为其事。与太中大夫相比，光禄大夫持节出使的例子很多。《汉书·息夫躬传》载，息夫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是在他任光禄大夫之时；据《咸宣传》，武帝天汉二年镇压叛乱，光禄大夫范昆持节参加。还有《杜延年传》载，杜延年乞骸骨时，被赐予黄金百斤与酒，由光禄大夫持节任使者。在《西域传》中，护送嫁给乌孙的少主去敦煌的常惠是光禄大夫。据《百官表》：
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据此记载可知，在太初元年改称前，光禄大夫称为中大夫，与太中大夫一样秩比千石。中大夫持节为使，已在第四节举例，即建元三年七月，以节发会稽兵的严助为中大夫。再远溯汉初，高祖九年，调查赵相贯高等谋反的是中大夫泄公，他持节审讯贯高，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因此在西汉，中大夫即后来的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可作为使持节之官而成为皇帝的使者。因此《郑兴传》中的太中大夫，或许是以它作为大夫的代表，或许是隗嚣所要设置的恰好就是太中大夫。
据此，大夫虽然主掌议论，但核心是在皇帝近侧回答询问、予以建言的官职，是郎中令、后来的光禄勋下辖的官职。郎中令辖下还有其他的郎与谒者。而在汉初，中郎将是率领中郎之官，武帝以后有五官、左、右中郎将，五官中郎将率领五官中郎，左中郎将率领左中郎与谒者，右中郎将则率领右中郎与侍郎。其他仅称为中郎将的官职将在第三章论述，这些中郎将持节而为使者的情况前文已述，西汉时期，还有谒者屡屡持节出使的例子。例如前述的汲黯为谒者；据《东方朔传》与《终军传》，他们也是任谒者而持节出使；《平帝纪》元始二年九月，谒者与大司马掾合计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在《百官表》中，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由秩比千石的仆射统率。据《百官志》，比千石的仆射之下，有比六百石的常侍谒者五人，主殿上时节威仪，还有由给事谒者与灌谒者合计三十人的谒者。这是光武帝时由七十人减下来后的配置，负责赐赞受事以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西汉时的持节使者多为中郎将、大夫、谒者，概言之，就是多为郎中令（后来的光禄勋）领导下的皇帝近侧的侍官，这当然是极为自然的结果。光禄勋领导下的这些官员，即使在东汉同样还是持节使者，此可见《后汉书》的其他例证。
如此考虑时，问题就自然地转移到是否存在不受光禄勋领导的官职。
最为例外的是九卿持节出使的情况。其中第一例见《霍光传》，昭帝崩后，议定立昌邑王为帝嗣：
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
第二例见《汉书·文三王传》中的梁平王襄的传文，其子孙立在哀帝建平年中犯杀人罪，
天子遣廷尉赏、大鸿胪由，持节即讯。
再次据《哀帝纪》记载，绥和元年，
使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定陶王，立为皇太子。
还有《成帝纪》载，同年十一月，赐死废后许氏之时，
廷尉孔光使持节赐贵人许氏药，饮药死。
又《平帝纪》载：
（元寿二年）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
九月中山王即位。这里所举诸例，既有迎接帝嗣，也有问罪侯王与废后，都与国家大事相关，因此代表皇帝执行皇帝意志的使者，当然应由车骑将军、大鸿胪、廷尉等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充任。另外，在行刑和讯问的场合下，主管刑辟的廷尉参与是当然的，而大鸿胪的参与，与其执掌诸侯与归义蛮夷的职务相关。如《百官志》本注载“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进而“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参与涉及诸侯王的仪礼、交涉是其职务所在。
但是，也有持节使的本官与其目的未必一致的例子。其一可见于《后汉书·独行传》“谯玄”条。谯玄在成帝永始二年因对策高第而为议郎，由太常丞迁中散大夫（《华阳国志》作太中大夫是正确的），平帝元始四年：
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任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
作为当下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太仆任恽成了与太仆职务无关的持节使。其次是，当时的使者是绣衣使者，[16]他们与前章已述的绣衣御史一样被委以专杀权，以维持地方治安。因此，任恽与谯玄所持之节，是代表皇帝意志、可行诛杀之权的象征，这就是后文所谓的“专行诛赏”。武帝天汉二年，泰山琅琊群盗徐勃等叛乱时，
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
节的意义与《咸宣传》所见相同，而张德的身份是故九卿。《昭帝纪》所载始元元年“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也是任用故九卿的例子。在这些场合下，因认可个人的能力而进行个别性、特殊性的任命，与职务或前职无关。
还有如前引《汉书·朝鲜传》载，元封二年秋，楼船将军杨仆与左将军荀彘出辽东攻打朝鲜王右渠，因两将军之间存在争斗，
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不能颛决。与左将军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
可见公孙遂因皇帝之命赴辽东，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之营并加以执缚。在这种情况下，公孙遂虽然是以故济南太守的身份接受帝命，但是也与前职没有关系，而是因本人的个人资质获得任命。——不过若据私见，或许是因为辽东多公孙氏，公孙遂也是辽东人，又距济南太守这一前职任地较近，所以才会被选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