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内藤湖南先生是了不起的人”，这句话是我从石滨纯太郎先生与吉田清治先生这两位先生那里听到的。“内藤先生说，中国史研究无论上溯还是下延，都以从汉代开始为宜”，这句话同样也是从这两位先生那里听到的。在决定研究方向的过程中，被褒奖为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内藤先生，而我们的先生为何不以汉代为方向呢？自己还是做了不起的人所说的事情吧。我进入汉代史研究领域的缘起，仅此而已。
本来专攻较近的时代，会被人认为资料有所疏忽，但是古代史资料少，而且遗憾的是《史记》、《汉书》也有所遗漏，所以有时会考虑尚有逃遁之路。但是汉简的出土，使我打消了这一念头。
“你也是可怜，贫乏啊”，这是石滨先生审查完毕业论文后的感想。“好吧，去做像滨口重国先生和鎌田重雄先生那样的事情吧”，这一不容置疑的、令人生惧的声音深入耳底。能成为那样了不起的学者吗？怀着不安的心情凝视着喜欢激励人的先生的面庞，而先生却向着别处吐着烟云。
年月日已经不确定了。毕业后不久，而且是在泉屋收藏品在住友邸内公开展览之时，在收藏库前的小池边，带我进去的石滨先生与恰好看完展览出来的森鹿三先生寒暄交谈。当时石滨先生突然说：“森君，大庭君就托付给你了。”森先生立刻回答：“好吧，交给我吧。”我沉默着低头行礼。话题似乎是事先谈论过的，但事情无疑是突然发生的。这是我一生中别无他例的重要时刻，可是年月日却无法确定了。
听石滨先生说，森先生是在石滨先生花甲纪念会上知道我的。当时物资贫乏，以至于在本愿寺飞云阁召开的纪念茶会的点心中，用托母亲熟人置办的原味红豆馅制成的“最中”，也成为谈论的话题。当时经常停电，当会议进行到一半而停电时，不愧是本愿寺，立即摆放出了上百支蜡烛，令人更增添了兴趣。我是学生委员，对蜡烛一类的事情并不关心，所以完全是本愿寺的安排，但那时总像是有演出的感觉。在余兴未尽时，森先生对前往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石滨先生说“那是什么情况”，向石滨先生询问徘徊不定的学生委员的情况。
在参加了森先生主持的居延汉简研究会后，如为森先生《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所写的解题之文《森鹿三先生与木简研究》所记述的那样，受到了宽容的指导。本书所收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先生指导下的成果。
如前所述，我进入汉史研究领域完全不是出于常理。从事法制史研究也是如此。初学之际，社会上正盛行时代区分的争论，对此也感到兴奋，然而却不适应，对流行的经济史领域也不太感兴趣。如果要做，界限比较清楚的法制史似乎合乎我的性格。较之高迈的理论，还是地道的考证有意思。真实的感受是随顺兴趣而走笔，结果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了吧。不过我的想法是，为某种目的的历史是讨厌的，原因是通过战败的结果，看到了自小学以来就传授的皇国史观的末路，这是事实所在。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此自不待言，但是人类制定的官职、人类制定的法典，经历了从制定、变质到废弃的过程，对这样的历史产生兴趣，也许多少可以形成独立的观点。官职与法典作为一个因人类的需要而制定、废弃乃至终结生命的完结体，果然成为人类自私的牺牲而曝露尸体，对此投向赎罪性的同情之眼，反映了我的心情。这也许是对因战败而消亡事物的挽歌，而且简直也是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现在将要出版的此书的挽歌吧。做这样的事情，诚然怀有羞愧的心情，但同时也有以此为契机而开始全新事业的豁然感。
本书框架的大半部分，是1979年9月21日向关西大学申请文学博士学位时的学位论文，申请时的副论文是另一部著作《江户时代唐船舶来书研究》。
申请学位的缘起，在于同事谷泽永一的褒奖，而有关学位的话题，不由想起1966年时与谷泽的多次交谈。
就学位而商谈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守屋美都雄先生。守屋曾说：“男人对别人说出自己所求的事情，一生中有两次，一次是娶妻的时候，还有一次是获取学位的时候。正因为难以启齿，所以需要周围的人推进。”谷泽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说过这番话后不久，守屋就去世了。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守屋去世时的年龄，也有过像守屋一样担任学部长的经历。我接待了本应由守屋招待的莱顿大学的何四维先生，从经莫斯科到中国又到日本的何四维夫妇那里听说陕西省杨家湾出土了兵马俑，就是这一期间的事情，然后紧接着中国发生了“文革”，所以这也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了。可以说我对守屋是以兄事之的。
承内田智雄先生推荐，本书由创文社出版。1955年8月，我陪同内田先生与平中苓次先生前往山形县，拍摄米泽市上杉藩旧藏宋版三史，成为得二位先生知遇的机缘。与早起的内田先生与熬夜的平中先生相伴，度过了睡眠不足的三周。翌年伴随着调查兴让馆藏书，又有了学习文献学的机会。现在已经故去的平中先生曾在人文研研究会的归途巴士中说：“大庭君是聪明的人，对各种事情都有兴趣吧，但不可像……”向我提出了在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忠告，但是我未能束缚住自己的兴趣主义。平中先生温和的脸庞不禁浮现在眼前。
此后承内田先生向法制史学会推荐，得到了各种教诲，又引见了创文社的久保井理津男社长，承蒙推荐出版。
其实将既往分散的论文汇总起来的想法，此前既已存之。令我产生这个想法的是纸屋正和。1974年9月在九州大学文学部集中授课时，10月刚成为助手的纸屋给我看了用我论文的复印本制成的书籍。我感到不好意思，同时也觉得给别人添加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这种心情并未对纸屋说，但是书成后一定要赠送给他一本。
此外促进论文汇总的，还有徐苹芳与姜镇庆两位中国友人。据说姜氏准备将我的论文译出而汇为一帙，也不知与此书何者为先，总之是个令人惶恐的话题。
在汇总为一书时，也曾考虑过应该用什么方式补完。就像神田喜一郎先生的《东洋学说林》，理想的方式是保留原文，而补充部分全部附在原文之后。但是这样做的大前提是原文正确，似我等是做不到的。补完修正将失去平衡，这不能完全满足我现在的愿望。但是久保井社长的“如果不在一个时间内决断，书就出不来”这句话，促使了出版之事的启动。
以下仿效先学著作的做法，列出本书各章基础论文的发表时间。今后以本书所收之文为正文，旧文则终止生命。本书未采用的论文，准备重新修订，让它们在不同的体系内发挥作用。
第一篇 序论
第一章 律令法体系的变迁与秦汉法典
基于《律令法体系的变迁》（《泊园》第13期，1974年6月）及《汉王朝的统治机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4东亚世界的形成1》，1970年5月）第三节“汉律令”改写而成。
第二章 汉王朝的统治机构
《汉王朝的统治机构》（同上）。
第二篇 关于律的研究
第一章 云梦出土竹书秦律概观
《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研究》，《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27卷第1号，1977年9月。
第二章 简牍中的汉律令佚文
此次新撰。只是一小部分以“关于挈令”为题，发表于《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3月）。
第三章 汉律中的“不道”概念
《汉律中的“不道”概念》，《东方学报》（京都）27册，1957年3月。
补论 汉简中所见的不道犯案例
此次新撰。
第四章 汉代的迁徙刑
《关于汉代的迁徙刑》，《史泉》第6号，1957年9月。
第三篇 关于令的研究——汉代的立法程序与令
第一章 汉代制诏的形态
《关于汉代诏书的形态》，《史泉》第26号，1963年3月。
第二章 居延出土的诏书册
《关于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52，1961年10月）第一节。
第三章 居延出土的诏书断简(https://www.daowen.com)
合并上文第二节与《汉代的铜虎符与竹使符》（《鎌田博士花甲纪念历史学论丛》，1969年9月）而成。
第四章 《史记·三王世家》与汉代的公文书
《关于〈史记·三王世家〉——从汉代公文书所见的记录》，《史泉》第23、24合并号，1962年3月。
“补说”系此次新撰。
第五章 关于“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同名论文，《史泉》第30号，1965年3月。
第六章 汉代决事比试论
《汉代的决事比——排列王杖十简的一个方案》，《关西大学文学论集创立九十周年纪念号》，1975年11月。
“补说”系此次新撰。
第四篇 官僚制度研究
第一章 西汉的将军
同名论文，《东洋史研究》第26卷第4号，1968年3月。
第二章 东汉的将军与将军假节
《汉代的节——将军假节的前提》，《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2期，1969年3月。
第三章 汉代的中郎将、校尉和魏的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
同名论文，《史泉》第42号，1971年3月。
第四章 汉代的啬夫
同名论文，《东洋史研究》第14卷第1号，1955年7月。
“补说”系此次新撰。
第五章 汉代官吏的兼任
《关于汉代官吏的兼任》，《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9期，1957年1月。
第六章 汉代的因功次晋升
《关于汉代的因功次晋升》，《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3月。
第七章 汉代官吏的工作与休假
《汉代官吏的勤务规定——以休假为中心》，《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4期，1954年3月。
第五篇 公文书研究
第一章 汉代的关所与通行证
同名论文，《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第16期，1954年10月。
第二章 爰书考
同名论文，《圣心女子大学论集》第13期，1958年11月。
补论 居延新出《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爰书考》补
同名论文，《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1号，1981年6月。
“补说”系此次新加。
本书的刊行，得到了文部省1981年度科学研究经费“研究成果出版费”的资助，谨致谢意。
本书的校正、索引，得到了同事藤善真澄教授的特别帮助，另外还得到了松浦章副教授及关西大学研究生院学生鹈饲昌男、本科生德永洋介、龙谷大学研究生院学生门田明各位的帮助。创文社专门负责此事的是石川光俊。对此表示感谢。
1982年1月
于初得长孙女并赴普林斯顿大学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