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刑罚的归故郡、就国
受迁徙刑者遇赦后返回，多被记为“还故郡”、“还本郡”。但两汉书中“还故郡”、“还本郡”未必仅限于迁徙刑获赦的情况。如安帝建光元年邓氏大逆事件败露，《邓骘传》载其处置：
骘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骘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
犯至重之罪的邓访与家属同被迁徙，邓氏宗族皆被免官归故郡，与案件无关且居高位的上蔡侯邓骘“遣就国”。像这种以与案件有无关系、官位的高下，来区分处罚上的就国、归故郡、迁徙等等级的情况，多见于前述的徙远郡事例。这里所说的归故郡与就国，终究还是作为刑罚而强制执行的。换言之，在赦免受迁徙刑者返回故郡的情况下，惩罚是放宽了一个等级。这里所说的“故郡”是指出生地与原籍，此可从孝成许皇后大逆案中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得到印证。同样具有意味的是，淳于长一案（徙南方远郡A类第3例），妻子徙合浦而母亲若归故郡，这与董贤案（徙南方远郡A类第4例）中的父亲董恭、弟弟宽信与家属徙合浦，而母亲则归故郡钜鹿（董贤是云阳人）一样，应当认为若回到了原籍。
在此我认为，较迁徙刑轻一等的刑罚是归故郡，其刑罚原理同迁徙刑。如令傅迁（《孔光传》）与朱博、陈咸（《翟方进传》）等归故郡时的上奏所言，在于“以销奸党”、“以销奸雄之党，绝群邪之望”，即在将危险分子驱逐出京师的同时，强制实施与衣锦还乡完全相反的损害名誉的措施，使之具有刑罚的意义。驱逐出京师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允许淳于氏、许氏、马氏、窦氏、宋氏等返回京师的记载中得到体现。[43]在归故郡的情况下，必定免官、夺爵为庶人（平民），东汉时则有禁锢，这些处置应该是包含在归故郡刑中的。与此同时，也可以说这一刑罚不科及无官位的一般庶民。极端的奸邪之民理应被驱逐出京师，不过目前尚无例证。归故郡也可以说是“归田里”[44]、“归乡里”[45]，不过从常识考虑，“归”所表示的是“杜门自守”、“闭门自养”这一隐喻之意。在这点上，它与诸侯王的迁蜀刑、迁徙刑或后述的就国原则相通。归故郡之际要附加没收财产的例子，见前述邓骘案，不过这是否为原则并不明确。西汉成帝时石显徙归故郡，当去之际，将床席器物等价值数百万的财物送给萭章，萭章不受，[46]这表明财产是可以自由处分的。
与诸侯王的迁蜀刑一样，对迁徙者、归故郡者、就封国者的监管，由地方郡县承担责任。如抗拒宦官单超而被徙往朔方的第五种，因单超外孙董援任朔方郡太守而感到危险，或如“吏承望风旨，执之浸急”（《寇荣传》）、“本郡复杀康”（《马防传》）、“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邓骘传》）、“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自杀”（《窦宪传》）等例，败于权力之争而被迁徙者有生命危险。但无须赘言，这些事例与刑罚的本来目的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谈一点列侯就国。从前述案件可知，在因大逆案连坐而就国的情况下，就国具有刑罚上的意义。西汉末期虽然没有大逆案件，但多有因某罪而就国的事例。此如小林升所言，“封邑可视为保全身体的幽闭地”[47]。这无疑也具有刑罚意义，其原理同迁徙刑。具有此种意义的就封邑，在秦时就有穰侯魏冉、高陵君、泾阳君、[48]吕不韦等例。[49](https://www.daowen.com)
不过问题在于，列侯就国并非全部具有刑罚意义。尤其是著名的汉文帝在令丞相周勃率列侯就国时，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封邑遥远，“吏卒给输费苦”；二是列侯无从教化封邑之民，当然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如此。不过关于原因，似乎一般也无定说，故在此提出己见。
光武帝即位后，建武六年遣列侯就国，当时对耿纯也提到了文帝旧事，并说这次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据《贾复传》，帝将吏事委于三公而不用功臣，只有高密、固始、胶东三侯参议国家大事。这表明光武帝是区别使用一般功臣与守成吏臣的，在国家建设时期避免使用武臣。这一政治措施在文帝时期也同样如此。文帝恐怕也是基于贾谊的建议，不伤害创业功臣，但却将他们从政权中分离出来。而其表面的理由，不正是儒学的封建思想吗？当时的为吏者与诏所止者是例外，而列侯离开了长安生活，实际上即等同于一个县令的生活。另外，就封国就是政治失败，意味着受到刑罚，这是战国以来的传统，所以列侯不会愿意就封国。尽管是后世的事例，但息夫躬归国后无第宅，寄宿丘亭，被盗贼觊觎财产，处境窘迫；[50]耿纯在东郡时，曾诛杀过涿郡太守朱英的亲属，而自己的封国就在涿郡境内，因此对就国颇感不安，为此上书。[51]从这些事例来看，在国列侯的权力是相当弱小的。在文帝二年诏后，周勃等仍停留在京师，因此翌年出现日蚀，再命就国。日蚀时由丞相承担责任，汉时习见，而关于周勃因日蚀就国的看法，可见于应是西汉末期的《王商传》中的张匡之说：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时纤介怨恨，而日为之蚀，于是退勃，使就国。
理解了丞相在日蚀之际要承担道义责任（这终究是罪），以及秦以来就国所具有的刑罚意义这两点，就能合理解释周勃初就封国，当河东守尉行县之际，周勃恐被诛罚而披甲防备的行为。[52]我认为，汉代文帝以来的列侯就国，是基于儒学的封建思想而使在封国成为原则。然而在命令居官或特诏留在京师的列侯就国时，毕竟还是具有秦以来的刑罚意义。另附带一言，对允许留在京师的列侯给予宅第，而在命令其“就第”之际，[53]是对禁止出仕的最轻、最慎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