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滋贺的批评

读罢滋贺对拙文的评论，坦率的想法是，滋贺的说法恐怕是稳妥的。

王杖十简作为发掘的遗物，考古学方面的情况完全不明，讨论只能围绕简文的内容进行，这也是诸说纷纭的根本原因。通观各种排列，共同的问题是兰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册三的内容是什么，为何第8简的“明白赏当弃市”要改行为另简，第3简的“本二年”为何年。对此，拙文想脱离既有的排列方式而尝试提出另一种排列的可能性，结果出现了如滋贺第一点所指出的结构纷杂的情况。因为纷杂，所以如果以第三者的眼光看，滋贺说、郭说因为通畅而稳妥。

第8简为何改行书写，这是想尝试解明的问题，但是在“以搁置疑问的《武威汉简》的读法为最稳妥”的认识下，滋贺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是郭说所认为的“明白”等六字是皇帝的批语，所以要另简书写，那么它为何不抬头书写？我的想法是，由于全部是一个制诏，因此无抬头的必要。

郭说以第2简末的“下”字书法特异为据，认为应排在最后的第十位。对其论据我阐述了疑问。对此，“这只是否定了其必然性，但不能否定其可能性”的看法是对的。滋贺说的排列即使与郭说相同，也不能成为否定滋贺说的根据。

作为滋贺说的特色，首先一点就是积极支持第9简是授予王杖的主文，因此当排在第1位的郭氏见解。我的看法是，因为是主文，所以也可以在最后。为何如此尚不清楚，但鉴于《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说文解字》的序都处于末尾，李悝《法经》六篇中的具法也处于最末，故郭氏的“论理当首出”的逻辑，不能排除现代逻辑的危险。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新说，就是“本二年”或为尚无年号之制的文帝二年或景帝二年。这是极新的见解。据此认为，该制诏至第6简的“得更缮治之”，“河平元年”以下是因殴打案而新产生的判例即“决事”，它“无疑是被追加记载的”。

另外“本二年”的考证部分，指出“制诏作为令著录时会有若干节略，这是应当经常留意的”。

其实我所困惑的是，为何“决事”“无疑是被追加记载的”，对此不能释然。制诏作为令被著录时，有所节略是可以想到的，但困难的是如何论证“所节略的内容”。即滋贺视为前提的内容成为我想要论证的目标。因此对我而言，也不能要求滋贺论证为何“无疑”。因为如果得以论证，本书的论述就会更清楚些。滋贺在注释（15）述道：“若依大庭之说，目下的兰台令第卅三的末尾，推定应有‘某年某月某日’之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论述汉令的体例，但如果无视已指出的大庭说的窒碍之处，就不存在必须要这样考虑的必然性。”我在前文所述的研究会上聆听了滋贺的发表后，自然被要求回应，当时只是谈了“关于汉令的印象不同”这一感想。由于是被特许参加会议，故出于礼貌而未能表达各种不同意见。

试以与王杖十简无关的例子来说明汉令的形态。《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九月载有令甲之句：

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很明显，此句与《汉书·刑法志》所载废除肉刑诏的前提——缇萦上书中的“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非常相似。在思考此令甲之句时，如果认为另有与缇萦上书全然无关，但是也出现了这样字句的制诏被著于令甲，该制诏今已亡佚，也是方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自无困扰的必要。然而如果认为废止肉刑诏与《宣帝纪》中的令甲有关，就不能说因为缇萦之语出现在上书中，所以就直接被诏文采录。《汉书·刑法志》所记载的废除肉刑诏，具有并非原型，原型是以上书为据，在引用的基础上指示官僚修订法令的可能性。只是我没有作此考虑，也不能如此考虑，原因是为了避免主观解释。由此而形成的疑问就是，《史记》与《汉书》所引用的史料，对原始史料忠实到何种程度？班固在写《汉书·刑法志》的废除肉刑诏时是怎样使用资料的，对资料是如何整理排列的？本书的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第四章《〈史记·三王世家〉与汉代的公文书》二章，就是对这一疑问寻求解答。

王杖十简是很难将问题全部说清的资料。拙文确实有可能如滋贺所说“引起混乱”。不过本文最先采用了“决事比”的想法，滋贺也引入了“决事”的想法。两者的一致性仅此而已。在此之前叙述汉令形态的二人，因“印象”不同或“原则”不同或“假设”不同而导致排列各异。对此，只有等待新资料的出现以化解我的疑问。(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