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节与使者
节是代表着皇帝（或王）的意志、授予赴外使者的凭信，不能轻易授予。因此，对节的信赖就成了对持有者的信赖。而且持节的使者为了完成使命，甚至可以采用包含杀戮在内的强制手段，其专断获得承认。我所见过最为重要的事例，就是《汉书·严助传》记载的武帝时代的事件。
武帝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当时武帝未满二十岁，向太尉田蚡询问对策，田蚡以消极之策对答。武帝对此不满，想要发兵救助东瓯。当时说“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即派遣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会稽郡守依法拒绝，不予发兵，严助斩杀一名司马，宣谕武帝的意志，渡海救助东瓯。
此事的核心，在于不用虎符而用节发郡兵，那么武帝为何以新即位为由而不想出虎符呢？原因是他对窦太后等有所顾忌。还有，本来用虎符轻易就可以出兵，之所以故意用节，前文“时武帝年未二十”已给出了理由。这不正是特意破坏常法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以年轻为由作出的处置吗？因此当会稽郡守根据常法拒绝出兵时，严助就通过斩杀司马的方式与威吓来宣示帝意。这显示了持节使者的权限之大。
试举持节使指挥兵士的一两个例子。首先据《成帝纪》载：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长史、御史中丞，持节督趣逐捕。汝南太守严诉捕斩令等。迁诉为大司农，赐黄金百斤。
这是为镇压地方上出现的叛乱，丞相长吏与御史中丞持节出击的例子。而《汉书·咸宣传》有叙述天汉二年叛乱的记载：
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
光禄大夫范昆等即是以所谓的绣衣使者，用军兴律调动郡兵，平定叛乱，于是持节、虎符出动。因此只是《咸宣传》的材料，可能还不能说御史中丞、丞相长史持节，但是与《成帝纪》的记载相比较，或许就可以推测是给节了吧。另外，东汉的事例见《后汉书·法雄传》：
（安帝）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初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明年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共朝谒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党众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乃征雄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并力讨之，连战破贼。
这也是与前例一样的叛乱，故御史中丞持节发郡兵。因此，若是参照《法雄传》或许可以推测，御史中丞为平定叛乱而持节出动时，可以用节来指挥郡兵。
持节使者依据自己的判断而实施杀戮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傅介子吧。他诛杀了楼兰王。
即使将军的军营，持节使者也能够干涉。其中一例见《汉书·陈平传》。高祖末年，樊哙触怒高祖，陈平与周勃前往斩杀，二人考虑到樊哙是重臣，想让高祖自己行诛，就用节召出樊哙，载于槛车，押送长安。能够在军阵之前传召一军之将，其权限非比寻常。这是汉初的事情，而武帝时代有更加重要的事例。元封二年秋，楼船将军杨仆自齐率兵五万渡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伐朝鲜王右渠。然而楼船将军兵败不振，战局未能如所料进展。而且此后左将军与楼船将军失和，于是武帝派原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解决。公孙遂听取了左将军的陈述，
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戏下执缚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左将军“坐争功相嫉，乖计”而弃市，楼船将军“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虽应被诛，但赎为庶人。当时将楼船将军召入原本应该相互独立的左将军营内并加以捕缚，是没有节信即无法做到的行为。
了解了节的这种功能之后，下述记载即可看出其原因所在。据《汉书·吴王濞传》：
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
这就是利用汉节，假为汉使，斩杀下邳令，占领下邳的过程，是节功能的反向利用。因此，《淮南王安传》载：
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
对这一行为的弹劾是：
胶西王臣端议曰：“……臣端所见，其书节[13]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
又据《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刘建》：
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号曰灵武君。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余；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
伪造汉使之节是叛乱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这一行为当然会被视为叛乱的前兆。
与此相反，据《后汉书·邓禹传》载，建武元年，邓禹与王匡、成丹、刘均作战，“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臧宫传》载，臧宫攻蜀，“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耿弇传》载，耿弇等“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定，东汉初以夺得敌方之节来计算军功。
如此，节意味着持节者身负皇帝的意志，节是皇帝的代表，因此使者不能轻易离手。以著名的苏武故事为例，苏武为匈奴所捕，令其牧羊。《汉书·苏武传》载：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这是他始终保持对汉王朝的节操、绝不降伏匈奴的精神体现，然而皇帝所授之节不离手的具体行为，对使者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张骞也是如此：
骞，持汉节不失。
同样的例子还可见《汉书·爰盎传》。爰盎为劝说吴王而出使，当被吴王围守并准备诛杀时，获得以往手下从史的帮助而逃走：
盎解节旄怀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见梁骑，驰去，遂归报。(https://www.daowen.com)
他放弃了节柄，唯独保留了节旄归来。吕氏之乱时，朱虚侯刘章的故事也值得注意。据《汉书·高后纪》：
章已杀（吕）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
朱虚侯想要夺取谒者之节，以此诛杀吕氏，因为谒者不答应，所以带着持节的谒者乘车驱驰，斩杀吕更始。这也是使者节不离手的资料吧。
王莽为宰衡时，行动时必然持节：
宰衡常持节，所止谒者代持之。
这意味着经常代表皇帝发出命令。顺便说明的是，王莽居摄二年，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
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
这是模仿《书经·牧誓》所载武王在早晨到达商郊牧野发布誓命时的状况：
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
原本由王手持、用以指挥的器物，在给予王的代理人后，便成为王代理者的标志，这可能就是节的起源吧。不过对异民族而言，节也许有着特别的意义。据《汉书·匈奴传》：
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
据此，匈奴给人以忌讳节的印象。还有，南粤丞相吕嘉叛乱时，汉廷派遣韩千秋等人，然而为粤所灭：
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
这应是把节当作皇帝的举动吧。《汉书·朝鲜传》又见朝鲜王右渠答复汉使卫山之言：
愿降，恐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
无论哪种资料都显示，即使是在非汉民族的地区，节所具有的意义也是贯通的、重要的。
顺便想要说明的是，在节的表达上，除“持节”、“杖节”外，还有“拥节”。拥有抱持之义，所以拥本来就是通常的持有方法。
下一个问题是，使者一旦被授节就拥有了很大的权限，而当使者超越出原有的使命，又会如何？最简单的例子在《汲黯传》中。
河内郡失火，烧千余家，汲黯前往视察，看到火灾没有造成太大损失，而水旱之害很大，所以便宜行事，持节派发河内仓中之粟，振济贫民，回来后请罪。
此例简单明了。汲黯的工作是视察河内郡的火灾，或给予适当的慰问。但他认为救水旱之灾更为紧急，因而利用持节使者的权限，派发河内仓中之粟。最后他“请归节，伏矫制罪”。颜师古注：“矫，托也，托奉制诏而行之。”《汉书·冯奉世传》所载杜钦上疏有以下之句：
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
此处颜师古注曰：
汉家之法，擅矫诏命，虽有功劳不加赏也。
颜师古此注是基于冯奉世有功而不加赏的事实，并未涉及矫制导致有害后果的情况。关于这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注中如淳所引汉律。王恢以故中郎将的身份率军捕得车师王，因功封浩侯，然而，
坐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
如淳注云：
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
制与诏在这一场合可同等视之。因此，矫诏等同于矫制。矫制造成大害，处腰斩。此外有矫制害与矫制不害两个等级。汲黯与冯奉世被视为矫制不害。此律的存在是对持节使者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