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南方远郡之例
整个汉代笼统地记载徙往远郡的只有一例，即《邓骘传》载，安帝建光元年，邓太后崩，邓氏有废帝而立平原王这一大逆不道的企图，阴谋败露后，邓氏一族被黜退，所见记载中只有邓访及其家属徙往远郡。除此之外，所有的迁徙都具体写明徙往何处，大部分是西汉末为合浦郡，东汉时为日南郡、九真郡等南方远郡。
A.徙合浦
合浦郡于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后设置。以下是包括私见在内的迁徙合浦的事例：
续 表
以下分析上述十例是针对何种犯罪而科以迁徙刑的。
第1例：元帝时，皇太子（成帝）为皇后王氏所生，定陶王由傅昭仪所生，因元帝晚年宠爱傅昭仪，皇太子面临被废的危险，所以以皇后之兄王凤为中心的王氏一族颇为担忧，幸好元帝崩后太子即位，是为成帝。此后王氏以外戚封侯，王凤成为大司马大将军而权力鼎盛，他企图以日蚀为由，使停留长安的定陶王返回封国，以进一步巩固王氏的势力。京兆尹王章刚直敢言，憎恶王凤的专权，上书言王凤才是日蚀的原因，希望抑制王氏的权势，结果被王凤察知，尚书劾奏王章“阿附诸侯，非所宜言”，廷尉则以“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为由，判以大逆罪，王章狱死，妻子徙合浦。
第3例：成帝皇后许氏帝宠日衰，后宫多新爱，于是皇后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谒为皇后计，祝诅后宫有身孕者与皇帝生母王太后一族的首领王凤等。事发后，皇后被废，居处上林苑昭台宫，后退居长定宫。皇帝宠臣淳于长与许皇后的姐姐许孊私通，诈称上言东宫可使许皇后为左皇后，为此屡屡从长定宫接受贿赂。这一秘密不久被王氏一族中的王莽察知，淳于长被免官，遣回封国。此后再查此案，淳于长身陷大逆罪而死于狱中，妻子坐罪者徙合浦。
第4例：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异常宠幸，年二十二岁即任位居三公的大司马卫将军，其父董恭、其弟宽信也是蒙受余泽，赏赐巨大，无与伦比。哀帝崩，王莽奉王太后之册，以“阴阳不调，菑害并臻……大司马不合众心”为由罢免了董贤，董贤即日与妻自杀。王莽又指使大司徒孔光劾奏：“贤质性巧佞，翼奸以获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不异王制，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至尊无以加。恭等幸得免于诛，不宜在中土。”于是董氏财产被没收，父董恭、弟董宽信与家属徙合浦。
第5例：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与元帝生定陶恭王，傅太后成功地使定陶恭王之子欣（即哀帝）成为成帝的皇太子。在太子即位之际，她获得恭皇太后的尊号，后又获得帝太太后的尊号，宫称永信宫，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待遇与成帝生母王皇后相同。及元寿元年崩，合葬于元帝渭陵，尊称为孝元傅皇后。翌年哀帝崩，元帝王皇后一族的王莽再度掌握实权，贬称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开棺移葬定陶。太后从父弟孔乡侯傅晏倚仗傅太后而在哀帝时期权势显赫，是傅氏的核心人物，最后与妻子徙合浦。《汉书·恩泽侯表》孔乡侯傅晏条载：“坐乱妻妾位免，徙合浦。”[21]
第6例：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元寿二年，方阳侯孙宠“坐前为奸谗免，徙合浦”。有关孙宠之事将在第7例中一并叙述。
第7例：息夫躬、孙宠等与傅晏交厚，二人以无盐危山山石自立、山开成道这一异变为口实，谋称东平王云与王后日夜祠祭，祝诅天子，图谋自立为帝。于是二人与右师谭陈辞，陷害东平王，结果皆被封侯而满足了欲望。其后与傅晏联手的二人势力，与宠臣董贤势力展开角逐。息夫躬依据天象认为有兵革之兆，策划拜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与皇后同族的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然而在拜命当天，碰巧发生了日蚀，结果反被董贤利用而挫败了企图，二人承诏，“南阳太守方阳侯宠，素亡廉声，有酷恶之资，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虚造诈谖之策，欲以诖误朝廷。皆交游贵戚，趋权门为名”，遣回封国。此后有人上书，称息夫躬在封国心怀怨恨，占卜星宿，预测天子凶吉，与巫共同祝诅，最终息夫躬被收于洛阳诏狱，在受审时死去。其母圣也以祠灶祝诅天子，被判决大逆不道，弃市。其妻充汉与家属徙合浦。
第8例：元帝与冯婕妤所生之子，初为信都王，后封中山而为中山孝王。孝王有子（中山小王），与傅昭仪所生的定陶恭王之子欣为成帝继嗣而争。傅氏向成帝赵昭仪贿赂得手，使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定陶王即位为哀帝，中山冯太后一族由此也成为傅氏眼中的对手。因而当中郎谒者张由诬告中山太后祝诅天子及傅太后之际，即以祝诅谋反大逆罪治冯太后。哀帝崩，中山小王为平帝。大司徒孔光秉承王莽旨意，劾奏当时审理中山冯太后案的冀州牧毋将隆、中谒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及张由等人，“由前诬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为国家结怨于天下，以取秩迁，获爵邑，幸蒙赦令，请免为庶人，徙合浦”。(https://www.daowen.com)
第9例：平帝年九岁即位，由于王莽专权，平帝生母中山卫姬及其一族被禁止入京。王莽长子宇反对王莽的做法，私下教卫后上书请求入京。事发后，宇与卫氏一族被杀，只有卫宝之女因系中山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后而免死，徙合浦。
以上除第2、第10例外，犯罪处罚都是徙合浦。属于哀帝崩、平帝即位时期的第4至第8例自不待言，第3、9例也与王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第1例则是王氏所谋划的案件，因此迁徙刑就像是兴起于王氏，至少西汉末与王氏对立的外戚势力，全部（准确地说除冯氏外）徙合浦。
由于外戚诸氏以高位、高官居于京师，在皇帝近侧专擅权力，因此将对抗者迁徙到南方远郡合浦，在势力抗争上是十分有效的手段，这正是王莽等大兴此种迁徙刑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这即使是政治性的效果，也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刑罚的结果，从迁徙刑的本义而言不过是派生的效果，而非刑罚的本来目的。然而无论怎样，即使是王氏所为，其迁徙也必须是合法的。因此从上述的犯罪内容来看，它们有一点依旧是具有共性的。
即：第1、3例明确指出是犯了大逆罪，第7例也说到了大逆不道。在第4例中，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在汉史中是罕见的，达到了诏令将作大匠为其建造府第，赐予武库兵器的程度。然而即使董贤身为皇帝的宠臣，这也是破坏国家秩序的行为，触犯了所谓不道罪的原则，因而被定为不道罪。第5例傅氏所涉及的尊号问题，在于超越了所应有的称号而称为太后，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同族的大司马傅喜等在朝重臣同持正论，反对称号太后，所以这是不懂自身身份的僭称，属于应断以大逆罪的案件。第6、8例是将皇后一族陷于冤罪而杀害，可以说对国家犯有重大错误。换言之，上述情况都可纳入第三章所考证的不道罪的范畴。其中较重的王章、淳于长、董贤、息夫躬等，本人或狱死或自杀，家属迁徙。另外据第8例云“幸蒙赦令”（《傅喜传》），则当然可视为同时期的第5、6、8例，在法理上也可看成是在大赦后，本人诛罚也减去一等，只保全性命。
汉律中大逆不道罪的适用刑罚，为本人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22]但据《孔光传》载，在第3例中的淳于长大逆案中，淳于长前妻在事发前已经离婚，因而在是否要连坐的问题上，围绕该律的解释展开了讨论，结果是根据孔光的意见，前妻免坐。但对无疑应列入连坐范围的现妻，却未见有不弃市而徙合浦的特别讨论。这或许可以推测，在成帝时，对因不道罪连坐而弃市者赦死徙合浦，不需要特别讨论。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只获迁徙刑而免于死刑的呢？在刚才所考证的诸例中，如果注意到三公、吏二千石、列侯等尊位高官这一点，首先便可想到这是出于身份的特别措施。不过第2例却表明这一判断并不正确。即第2例中的浩商是北地郡人，犯罪后在被义渠县长抓捕时逃跑。于是县长逮捕了他的母亲，又没收了家里饲养的猪，将其母与猪共同关押在都亭。浩商兄弟为此聚集了宾客，诈称是司隶掾、长安县尉等，杀死义渠县长与妻子六人后逃跑。不久浩商被捕，随后诛杀，家属徙合浦。浩商等人不仅杀害县长，扰乱治安，而且还杀害了无辜者六人，当然构成了不道罪。在《翟方进传》中，浩商之事也被写作“一不道贼”。因此其家属徙往合浦，可以证明前述因尊位高官而属特例的看法是错误的。即当时迁徙不道犯的连坐者与身份无关。若不如此考虑，就不能理解《后汉书·南蛮传》中的这段记载：
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如果中国罪人的迁徙能达到使风俗多少发生变化的程度，那么可以推知，其人数要大大多于被迁徙的尊位高官者及其家属。附带提及一言，以上引述的《南蛮传》记载是在元始二年之后、光武中兴之前，在时期上也是大致吻合的。
东汉时，徙远郡之刑依旧持续。第10例是和帝永元四年弑逆皇帝未遂的大逆案，主谋者邓叠、邓磊在狱中被诛杀，家属徙合浦。只是东汉时的徙合浦仅此一例，他例是徙往更远的九真郡、日南郡。
B.徙九真、徙日南
我将徙九真郡及日南郡的例子梳理如下：
在上述12例中，第1至3例是迁徙至九真。第4至12例中，第4、6、7、8、11、12例写作“徙日南比景”，又书“徙比景”，指徙往日南郡比景县。其他三例只记载了“日南”。前述徙合浦郡的第10例为和帝永元四年之事，由此可知，迁徙地以永元中为界，之前是九真及合浦，之后是日南郡尤其是比景县。在向南方迁徙的情况下，迁徙地在时期上有明显区别。
其次是有关犯罪行为。东汉的这13例与西汉的徙合浦、徙边之例相比，结果几乎相同。为避文烦，这里不再逐一叙述，而只叙述简要的结论。首先是大逆不道连坐，有第4例与第6、7、8例。第4例是和帝阴皇后一族，第6、7、8例均与于安帝驾崩之际封锁消息、废除太子、立北乡侯为帝的皇后阎氏一族相关，当事人各自被断以大逆之罪。第3例中的梁王畅不从法度，通过占梦、卜筮得到王当为天子的神言，因而被劾以不道。第2例的梁竦被窦氏以恶逆之名诬告。第9例是山阳太守范康诛罚宦官侯览之党。第11例是窦武、陈蕃清除以王甫为中心的宦官势力，结果各自反被陷罪的党锢案件。与此相反的是，第12例王甫被司隶校尉阳球劾奏“奸猾纵恣，罪合灭族”而诛戮。第5例翟酺因报舅仇而徙日南，后逃亡。第1例梁竦之兄梁松怨望马援而以虚言陷害，后以飞书诽谤死于狱中，梁竦被连坐。第10例刘某为辽西郡太守，坐事徙日南。第1、10例罪状不详。
从上述事例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徙边还是徙远郡，除去不详的几个事例外，几乎都是触犯了大逆不道、不道、大不敬等大罪。即触犯了第二节所涉及的明帝永平八年十月诏及他诏，换言之就是所谓赦令不能适用的重罪。因此如我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不能认为杜贵墀、程树德所统一概括的汉徙边刑，只是具有单一性质的替代刑。为此，有必要另辟一节探讨迁徙刑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