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说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封诊式

[1]据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可知发掘概要。大庭脩《木简》六《新居延汉简的发掘》（第73—86页）有所介绍。

[2]参见森鹿三《居延汉简研究序说》，《东洋学研究　居延汉简篇》。

[3]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略考》；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

[4]徐元邦、曹延尊：《居延出土的“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1979年第2期）；薛英群：《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考古》1979年第4期）；徐苹芳：《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兼释汉代的烽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初仕宾：《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1980年第2期）；伍德煦：《居延出土〈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牍考释》（《甘肃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

[5]Michael Loewe，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2 vols.1967.do，“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Supplementary Notes，”Toung Pao，56-4，5.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的集成Ⅰ、Ⅱ、Ⅲ》（《东方学报》［京都］46、47、51）；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的候官——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中心》（《史林》第56卷第5号）；本书第三篇第二章《居延出土的诏书册》。拙著《木简》（第158—162页）复原了肩水候官令史熹的上书册，并论述了与鲁惟一博士的复原差异。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第二章第二节，汇总考论了（转下页）（接上页）居延汉简前编号为162且与赐爵相关的简，这也可以说具有册书复原的意义。在可以称其为赐爵册书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思考该赐爵册书因何而作。这是西嶋定生大作的重点部分。因此在今后的木简研究中，有必要对此加以探讨。只是自西嶋氏从事研究以来直至今天我执笔撰写本文，有关居延1930、1931年简的各简出土地始终不详，这为册书复原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困难。不过近来中国刊行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根据发掘时弗克·贝格曼、黄文弼的记录而完整注明了出土地点，弥补了这一最大缺陷。

[6]关于居延1973、1974年简中的册书，可参见永田英正《关于新居延汉简的若干册书》（《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3）。

[7]16.4简，《居延汉简甲乙编》无。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9年版在第68页，同著《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第304页。劳榦释文第1行最后一字为“肩”，第2行最初之字为“水”。可能是看图版看不出第2行的最初之字，而第1行之末可见“肩”，故补“水”而读作“肩水”。但第1行之末为“扁”，故推定为“扁书”。

[8]这一批示在《文物》1978年第1期第9页的右段有释文，不过文中加入了一个“/”是无意义的，或为窜入。

[9]前章《爰书考》。

[10]《文物》1978年第1期所载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撰《“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的篇首，叙述了出土状况。

[11]EPF22.22简“为”后有“谷”字。

[12]EPF22.23简，“三”后有“日”字。

[13]“牛”字，《文物》所载《释文》作“特”，误。

[14]“岁”字当作“万”字，原简误书。

[15]EPF22.26简，“今”后有“年”字。

[16]简首之字，原简不存，但据EPF22.27，为“积”字。

[17]“粟君”二字，原简有重文号，而《释文》直接释为文字。

[18]“约”字原简不存，据EPF22.7补。

[19]“将”字，EPF22.8为“得”字。原简误书。

[20]EPF22.23简，《释文》排为第33号，我依己见而置此，理由文中已述。

[21]缺字据《释文》补。

[22]“寇”字，《释文》作“冠”，恐为误植。

[23]缺字据《释文》补。

[24]“报”字，《释文》作“扱”，即“极”，但这应是“報”的简体字“报”的误植吧。

[25]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第35页。

[26]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第36页所载EPF22.187摹本。

[27]公文引用前提意义上的下达文书，换言之，在复信中涉及来信内容，此为常态。具体例子可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一章《汉代制诏的形态》。

[28]行钱，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考略》一文认为是“应法度的官铸钱”，即“市上流通的官铸钱”。(https://www.daowen.com)

[29]俞伟超在《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一文第39页中，将EPF22.30之文分为“书到验问治决”与“言前言解廷”，前者是乡官对寇恩进行的二次验问，即指文书A、B，后者是指传递A、B二爰书。徐苹芳解释，“书到验问治决”是县廷的指令，县廷对报告有第二次指令（从“邮书曰”到“更详验问治决”）。我的看法是大致赞同徐苹芳之说。尤其不从俞氏“言前言解廷”的断句。我赞同整理小组的句读，读作“书到，验问，治决言”，“言”字上读。这是汉简中常见的索取报告的“书到言”的变型，即在“书到言”这一惯用语中，加上了验问治决的命令。

[30]“廷却书”，整理小组的释文及各论文皆释为“廷邮书”。但是裘锡圭《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三部分《关于“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中的第二点，主张释为“却书”，可从。还有整理小组的释文中，只对“恩辞不与候书相应”使用了引号，解作邮书的内容。俞氏将“府录令明处更详验问治决”视为张掖太守府的命令，而将“言谨验问”理解为啬夫宫此时的复问。这里的问题也同上注所见，即“言”字当从上读，读作“治决言”，发信人的意见从“谨”字开始。汉简中多见这样的例子。“治决言”三字也有可能是太守府之文，不过我的解释是廷邮书的目的，是命令的内容。关于县廷与乡啬夫的关系，俞伟超的见解是：居延县廷命令都乡处理此案，是由于都乡是县廷所在乡，粟君与寇恩当都家居都乡，所以将狱事下于此乡（《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第36页）。然而县廷是否在都乡并无关系，粟君是否家居都乡也不清楚，且即使清楚也无关系。只是有一点，寇恩确实是住在都乡。正因为如此，县廷才要下给都乡。

[31]陈仲安《关于〈粟君责寇恩简〉的一处释文》（《文史》第7辑，1979年12月）一文，就释“先”还是释“无”，表达了读“先”的主张，同时对此4简也有论及。其文篇幅虽短，但论点明确，可参考。另裘锡圭《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关于“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第四点，也主张读“先”。

[32]字，EPF22.24作，但不详指车的哪个部位。参见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考略》。

[33]去卢是竹编或柳编食器。参见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考略》。

[34]第三置之置为驿。北部为北部候。参见肖亢达《“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考略》。

[35]有关爰书有各种解释，但换口辞之书、口述书的意思是贴切的。参见前章《爰书考》。

[36]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二章《居延出土的诏书册》。所考证的元康五年诏书的第5—8简，均以月日开始，这是因为第4简已有年号。

[37]参见本书第五篇第一章《汉代的关所与通行证》。

[38]徐苹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第34页。

[39]俞伟超：《略释汉代狱辞文例——一份治狱材料初探》，第41页。

[40]甘肃省博物馆薛英群所撰《新获居延简所见窦融》（《社会科学》1979年创刊号）一文，介绍了与窦融相关的简。
追记：据甘肃省博物馆薛英群来信：F22出土有888枚简，其中简册50种，大部分是建武年间简，90简有纪年，其中54简有建武年号，无建武八年以后的简。F22的面积为6.24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