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以前的将军——以名称为中心

通观前节资料可见，按与汉代其他各种制度相同的时期划分，在景帝以前与武帝时期、昭帝以后，将军的设置方法有所不同。其特点是：景帝以前少见的某某将军这种称号，在武帝时期激增，昭帝以后则几乎只是特定的将军称号；昭帝以后，将军在位的时期都很长。本节拟叙述将军称号的种类。

战国至秦末处于战乱时期，因而高祖时期也具有这样的特色，然而在产生“将军”这一官职的时期，将军的称号并不多。担任将军的人少，官职的相对价值就高，因而只要称“将军”就够了。在以楚怀王为主结成反秦联军时，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故被称为卿子冠军。此后，杀宋义的项羽成为上将军，再后来又可见上将军长史欣之名。[43]居于众将军之上、能够指挥众将军者被称为“上将军”，或如汉时韩信那样，大将又称为“大将军”。“上将军”，惠帝时由樊哙、吕皇后时由赵王吕禄（吕后1——以下如吕1省略）充任，其后除了栾大（武13）这一例外，[44]没有再用，与此相对，“大将军”则延续到了后世。然而直至景帝时代，武职的最高位是太尉，不过基本上不设置。除惠帝到吕太后时期的周勃（惠1）和吴楚七国之乱以后的周亚夫（景1、2）父子[45]长期居于此位外，即使设置，也是不久即省。

在将军称号中，车骑将军最为古老，汉初基本由灌婴（高1、2、3）受任，因在列传的叙述中有“将军骑”、“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等记载，可知其名称实际上产生于统率车骑的将军职务。在这一点上，或许也可认为，楼船将军（武14、16、19）、轻车将军、材官将军、骑将军（武3、4）等称号基于同样的理由产生。然而，从灌婴此后荣进为大将军、太尉（吕2、文1），周亚夫升任将军、车骑将军、太尉（文7、8、景1）来看，可以认为车骑将军是次于大将军的将军称号。到了武帝时期，则不必再拘泥于“车骑”，它已经符号化。

其次是“卫将军”，首见于文帝继位后不久的代国中卫宋昌被任命为卫将军（文1），再考虑到此后文帝三年（文4）、文帝十四年（文6）的设置方法，就像宋昌直接镇抚南北军[46]那样，卫将军是具有皇帝亲卫之意的将军称号，终究名实相符。地节三年，张安世从车骑将军改任大司马卫将军（宣4），目的就在于夺去霍禹等兵权之后，让张安世行使亲卫之责。对此，后面第五节第三点将再行论述。

东汉位比于公的将军，除了前述的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之外，还有骠骑将军，无须赘言，骠骑将军始于武帝时期的霍去病之任（武10）。骠骑之“骠”在西汉写作“票”，与骁骑（武2、3、4）之“骁”相同，有强劲、奋勇之意，骠骑将军和骁骑将军都是美称。具有这种美称的将军称号在武帝以后变多，又增加了像强弩将军（武8、9、宣6）、伏波将军（武14）、横海将军（武16）、虎牙将军（宣1）、奋威将军（元4）等表现将军威武的称号。还有，与表现威武的美称并行者，又有表达军事目的的美称。它在武帝积极地出兵周边地域之后而增加，冠以作为目标的地域与地名的将军称号就是如此。浮沮将军（武17）的浮沮井、匈河将军（武17）的匈河水、因杅将军（武23、28、29）的“因杅”，为匈奴地名，贰师将军的“贰师”为大宛城名，浚稽将军（武25）则取自位于武威塞北的山名。武帝以后，昭帝元凤三年，以出征讨伐辽东乌丸的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昭5），这是因为渡辽水而进；宣帝本始二年的祁连将军（宣1）、蒲类将军（宣1），则是取自匈奴的祁连山、蒲类海之名。拔胡将军（武12、22）、破羌将军（宣6）等，应该称得上是合并表现威武和军事目的的美称。此外，护军将军仅于元光二年（武3）设置，从护军的字义和御史大夫韩安国出任的事实来看，它具有监督当时全军的将军之意；而将屯将军（文8、武3）是统帅屯兵之意，复土将军（文8、哀6）是监督修治坟丘的土木工事之意，这些都是表示实际职务的称号。[47](https://www.daowen.com)

至武帝时期的前半期——这是在对匈奴作战中处于劣势、守势的时期——为止，表示实质职务、职能的将军称号很多。而且如轻车将军公孙贺（武3、4）与李蔡（武8）、骑将军公孙敖（武4）与公孙贺（武8）、游击将军苏建（武8）与韩说（武26），同一将军称号会任命给不同的人，而且以上述例子可见，就像公孙贺这般，有时存在一人因时之变化而拥有不同将军称号的情况。在武帝时代的后半期——对匈奴作战进入优势、攻势的时期以后，冠以美称的将军称号增多，反映了当时的战局，而且也出现了同一将军称号固定于一人的现象。票骑将军霍去病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说到楼船将军，虽然有元鼎五年（武14）、元鼎六年（武16）、元封二年（武19）的时间差别，以及南越、东越、朝鲜的战场不同，但都是指杨仆一人；说到贰师将军，就是指李广利，在太初元年（武24）远征大宛时被任命之后，天汉二年（武27）、天汉四年（武28）、征和三年（武30）皆以同一称号出击匈奴作战；因杅将军公孙敖在太初六年（武23）后的天汉二年（武27）、天汉四年（武28），都以同样称号出击。因此，就拔胡将军郭昌而言，由于在元封四年（武21）、元封六年（武22）的记载中均作为拔胡将军，所以尽管在元封二年（武20）的记载中只能看到“将军”郭昌，但仍可推断是拔胡将军。这一现象可以说与路博德在太初三年、天汉四年两次被冠以强弩都尉之名而行动是一样的。

不过，前述冠以美称的将军称号，本来应该是一时之制。如冠以大宛城名的贰师将军，若是远征大宛结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名称了；而度辽将军和楼船将军也不适合向西域行动。与此相对，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可以说是超越时代与地点的称号。我认为将军这一官职，本身在性质上就具有临时性，这一点已在第二节说明，随着时代的进展，虽然还保留了临时性的性质，但又作为常规官职而被编入官制之中。[48]个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是为何票骑将军被加入超越时代和地点的大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之中？换言之，为何只有票骑将军从一时性的、临时性的美称即所谓的杂号将军中剥离出来？这与武帝后半期将部分杂号将军固定于特定个人的做法属于同样的情况，故就此加以说明。

在武帝时代，军事行动多发化、通常化的结果，就是杂号将军自然增多。某位将军建立了军功，将军称号就应该与其军功同被铭记，荣誉性的将军称号也和战功一起固定于该人之身。而且可以想见，其麾下的校尉、军候等恐怕也形成了具有一定编制的人事关系的所谓军官、下级军官的团队。还有，以将军为中心的团队具有特种技能，这也是可以想见的。譬如，楼船将军杨仆应该是西汉的水师提督，[49]这就意味着这一团队绝对不会向沙漠出动。这个团队最终具有何种身份，还需要另外考察。不过该将军称号在平时也与名誉一起存续。将军称号的消灭，起因于军事失败或政治失势，若无这些情况，终将军一生，称号是不会取消的。正因如此，即使是对匈奴作战，冠以大宛地名的贰师将军也能出动，这就是一个将军称号固定于特定的一人之身吧。即每次战争都应该变化的杂号，只要被授予称号的那个将军还在任，其称号就是固定不变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虽然与武帝前半期乃至以前不同，但也不是像后世那样将杂号常规化，各种人物被称以同一杂号。

票骑将军霍去病建立了与大将军卫青比肩的显赫战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这一功勋，武帝于元狩四年对大将军卫青、票骑将军霍去病共加大司马之位，定令“令票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50]。因此，依据“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月四万”的律文规定，票骑将军也被同等对待。[51]与此同时，这一条令文在后世仍然有效，[52]成为原本只是杂号将军之一的票骑将军跻身位比公卿的将军之列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