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罔与罔上
在汉代的劾、论之文中，屡见“诬罔”或“罔上”之语，而且多归结于不道，故在此最先讨论。
汉律研究诸家将“罔上不道”归为一项的，仅沈家本一人。[3]杜贵墀、程树德仅列出“诬罔”，“罔上”包含在其中。[4]沈家本在汇总“诬罔”、“罔上不道”、“附下罔上”三种事例的基础上，指出“罔上不道”之“罔上”是“附下罔上”的省略语，诬罔与罔上在意义上无大的差别，但有轻重之差，诬罔重于罔上。
相关的论述留待后文，在此还是先列举所需要的资料。
（1）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不得官，后稀复见。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与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瘉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兴曰：“显鼎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又共为荐兴奏，……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皇后父阳平侯禁与显共杂治，奏：“兴、捐之怀诈伪，以上语相风，更相荐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语，罔上不道。”
《汉书·贾捐之传》
（2）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
《汉书·匡衡传》
（3）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显徙为中太仆，不复典权。衡、谭乃奏显旧恶，请免显等。（王）尊于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皆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
《汉书·王尊传》
（4）（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许孔乡侯傅晏有指）奏：“（傅）喜、（何）武前在位，皆无益于治，虽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当得也。请皆免为庶人。”……（左将军彭）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亲封，位特进，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诚奉公，务广恩化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诏决，事更三赦，博执左道，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义附从，大不敬。”
《汉书·朱博传》
（5）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以为“……今（傅）晏放命圮族，干乱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计谋，职为乱阶，宜与博、玄同罪，罪皆不道。”
《汉书·朱博传》
（6）（大将军王）凤重以是怨商，阴求其短，使人上书，言商闺门内事。天子以为暗昧之过，不足以伤大臣，凤固争，下其事司隶。先是，皇太后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后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会日有蚀之，太中大夫蜀郡张匡……上书……对曰：“……前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及女弟淫乱，奴杀其私夫，疑商教使。……更诡道因李贵人家内女。执左道以乱政，诬罔悖大臣节，故应是而日蚀。《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于是左将军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辟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制诏御史曰：“……而有不忠执左道之辜，……使者收丞相印绶。”
《汉书·王商传》
（7）宣帝时与张子蟜等待诏，以行污濊不进，欲入堪等，堪等不纳，故与朋相结。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
《汉书·萧望之传》
（8）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哀帝初立，……时郭昌为长安令，劝（李）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遂从贺良等议，……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后月余，上疾自若。……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
《汉书·李寻传》
（9）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京兆尹（雋）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
《汉书·雋不疑传》
出于说明案件经过的考虑，以上资料作了适当删减，但仍不免繁杂，因此从加着重号的部分即劾、论之述中，选择出共存于两条以上的资料且可看出构成不道罪要因的词语，制表如下。
表2
其中不易直接体察含义的词语是“执左道”，故首先对此考证。“左道”之语见《礼记·王制》“司寇”条：“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乱名改作，谓变易官与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蛊及俗禁。”注“俗禁”疏云：“若前汉张竦行辟反支。《后汉书·郭躬传》有陈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归忌是也。”当今我国民间的忌日避出行、佛灭日忌婚娶的风俗，是与之类似的迷信禁忌。[5]
《礼记》郑注释左道为巫蛊及俗禁，以此理解散见于《汉书》的左道也是很贴切的。例如《汉书·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于是谷永上奏：
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6]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https://www.daowen.com)
这是左道的例子之一。又成帝许皇后之姊平安刚侯夫人谒行祝诅，许皇后因此连坐被废，《汉书·淳于长传》载此事云：
初，许皇后坐执左道，废处长定宫。
魏文帝黄初五年十二月诏：
诏曰：“先王制礼，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意思也与上同。在此应注意的是，“以执左道论”意味着律中有“执左道”之目，而魏改汉律制新律十八篇，是在明帝即位之后，因此所谓执左道律应是汉律。在前引史料（8）《李寻传》中，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不遵守五经法言的怪异经典，而贺良试图据以改元易号，变更漏刻，故被视为“左道”。原因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导致“乱朝政，倾覆国家”的后果。
不过将左道解为巫蛊及俗禁之类，则（4）《朱博传》与（6）《王商传》之例有些难解。至少限于传文所见，不能发现朱博与王商的行为与巫蛊、俗禁相关。也许是出于这一原因吧，颜师古在注《王商传》时云“僻左之道，谓不正”。《诸侯王表》“左官之律”注：
左官犹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应说（应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诸侯，故谓之左官也。”）是也。汉时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故谓降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也。
古来尊右卑左，故左道之左的含义，与左官、左迁同。
《郊祀志》谷永上奏言“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谷永本传云：
除掖庭之乱狱，出炮格之陷阱，诛戮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
又《杜业传》：
业上书言：“……方进素与司直师丹相善，……丹前亲荐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为国求福，几获大利。幸赖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经术、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
巫蛊、俗禁之所以被视为左道，在于其“背弃经义、经术，故为不正之道”。
沈家本以《礼记·王制》注为据，认为左道的本义相当于唐律的祅书、祅言；对劾奏王商的张匡引“《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则断言“若王商之事，与左道何涉？乃谬引经义以证其罪”，“此又狱之不平者也”。然而《朱博传》中可见相同之例，又淳于长与成帝许皇后的姐姐许孊私通，借此关系称可再立因巫蛊被废的皇后，以此诈取贿赂千余万，这一案件在《天文志》绥和元年条中被记载为“执左道下狱死”，[7]因而沈家本之说未必完全可从。事实上，从巫蛊、俗禁中不能引伸出“左”字的含义，因此如颜师古所注，将“左”字视为汉时具有共通意义的概念是合理的。即使它主要是指巫蛊、俗禁之类，也是指具体内容而言，左道之语还是应解释为“不正之道”这一抽象概念。如此，将它扩大解释为广义上的背弃经义，也就不难想象了。
王商、朱博、淳于长三人当中，王商企图将曾亲言有痼疾的女子送入后宫，淳于长则计谋令有前科的妇人再次即皇后之位，可见两个案件有相似性；朱博与妇人无关，而是欲左右大臣的进退。三人同被劾以“执左道”，说明案件在“不正当的人事活动”这点上是相似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认为是根据颜师古注所说的“僻左之道”——左道这一抽象概念而被弹劾的。即如果仅限于前引史料，（4）、（6）、（8）均见“执左道”之语，可是（4）、（6）与（8）在犯罪内容上并不一致。
据表可一目了然，（4）、（6）是“罔上”，（8）是诬罔。如前所述，沈家本认为两者有轻重之差，而意义无大的差别，其他的研究者则未见特意区分。可视为未作特意区分的史料，如《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乐通侯栾大，坐诬罔要斩”，而《外戚恩泽侯表》作“乐通侯栾大，五年，坐罔上要斩”；（4）《朱博传》作“附下罔上”，而《外戚恩泽侯表》云“杨乡侯朱博，建平二年八月，坐诬罔自杀”。然而如果仔细审视（4）、（6）与（8）的犯罪内容，可以发现有以下不同：在（8）《李寻传》中，实施巫蛊、俗禁行为的目的在于治愈天子之病，其动机未必出于恶意。前述《郊祀志》的例子也是如此。此大不同于后文将述的“祝诅上”罪，即巫蛊的目的在于伤害天子及其他。即使同因巫蛊获罪，“祝诅上”也是大逆之罪。甚至即使目的、动机无恶意，且本人诚心诚意地相信巫蛊的效果，但如果在方法上背弃经义，也是以错误的方法帮助天子，将导致倾乱国政的后果，最终也会以欺骗天子的事实获罪。此近似于杜业所说的“不知而白之，是背经义惑左道也”。如果本人明知巫蛊无效而蓄意为之，则毋庸赘言即是诬罔天子，此相当于“知而白之，此诬罔罪也”。另一方面，进行不正当的人事活动已不是单纯地欺骗天子，如朱博受孔乡侯傅晏指使而排斥傅喜，明显是为了傅晏的利益，所以加上了“附下”这一要件。
“罔上”如沈家本所云，是“附下罔上”的略语。“附下罔上”一语初见于《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此月武帝下诏，对有举孝廉义务的二千石等官僚制定了不履行义务的处罚规定。中二千石、礼官、博士等有司奏议：
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武帝奏可。其中“附下罔上”至“劝善黜恶也”数句，在《说苑》卷二《臣术》中被引作“《泰誓》曰”，而今本《尚书·泰誓》不见此语。就像汉代诏书与奏文所直接反映的，这里也是采用了今文《尚书》的内容作为奏议之文。该奏议成为诏书后作为法令发布，旨在对怠于举孝、举廉者，分别以不奉诏、不胜任的理由给予不敬、免官的处罚。此后“附下罔上者死”之语即被用于法律之中。[8]因罔上而获罪者，以元朔五年栾大为最早，成帝、哀帝之际事例渐多，这应该是元朔元年诏书的奏议部分形成法源所致。
资料（2）《匡衡传》中的赐、明（集曹掾陆赐与其属下某明），显然是明知乐安乡边界与计簿不符，却仍然为匡衡谋取利益，是典型的附下罔上。与此相对，在期盼富贵而诈称卫太子的成方遂（资料（9））的行为中，毫无“附下”的痕迹。这种情况也可见贺良案。两者都不是罔上而构成诬罔，这不能说是偶然所致。即诬罔与罔上之间，也许不能说有严格的区分，但至少罔上可换言为诬罔，而诬罔却不能换言为罔上。
执左道的案件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因违反正道、背弃经义而导致了“乱朝政”的结局。应当注意的是，《李寻传》、《王商传》都叙述了《礼记》所说的“执左道以乱政”的因果关系。不正当的人事关系扰乱朝政，此自不待言。在这点上，即使没有“执左道”之类的用语，如（1）《贾捐之传》的“更相荐誉”、（7）《萧望之传》的“朋党相称誉”，也属于性质相同的案件。因此前引资料（1）、（2）、（7）中虽无“乱朝政”之语，但其行为结果仍然是扰乱了朝政；（4）中的“以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即附下罔上与“倾乱政治”（即乱朝政）相关，也是同样的逻辑。资料（3）中有“阿谀曲从”——即附下罔上之语，也可纳入乱朝政的范畴。这其中的“迷国”之语，又见其他相关史料。《汉书·龚胜传》：
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胜独书议曰：“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迷国不疑，今举相等，过微薄。”
此“迷国罔上”、“迷国不道法”即为其例。在该案中，王嘉在举荐原廷尉梁相、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三人上出现了问题。据王嘉本传，其时有“东平王云祝诅哀帝”之讼，梁相等三人与其他二千石官共同审理该案。当时梁相等人因上言王有冤罪而惹怒哀帝，被劾免官。此后数月遇大赦，顾惜梁相等人才能的王嘉，为再度起用三人而上奏推荐。哀帝心存怒气。二十余日后，王嘉封还了增加董贤封国之户的诏书。实际上以前当哀帝欲增董贤封户时，王嘉就曾上书阻止过。哀帝由此发怒，严厉指责王嘉“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这便是前述《龚胜传》所见事件的缘由。与匡衡、张谭于石显显赫时相追随，而在元帝死后失势时又追述旧恶的态度（资料（3））相比，这虽然不是阿谀曲从，但在同一人物进退之际而前后态度不同这点上，属于完全相同的事例，所以自然是无大臣辅政之义，为“迷国”之事。这也属于恣意人事，应当与乱政归入同一范畴。资料（2）的“阿承衡意”，指迎合匡衡的旨意而为其谋利，本来就是阿谀曲从的行为。从广义而言，这属于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所禁止的附益诸侯，以背叛汉室、天子而被惩罚的行为，东汉多见的阿党、阿附之语也属于此类。与此同理，在上级推荐下级而被推荐者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则适用追究其责任的“选举不实”律。[9]尽管事件的大小、由此产生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但在法律精神上它们是相通的，这点恐怕不能忽视。在西汉后期外戚争夺权力的时期，附下罔上的案件较多，而东汉因有党锢大狱，相同的案件理应也有不少。不过也许是《汉书》、《后汉书》的记述方法有所不同吧，还很难找出这样的事例。[10]
概括以上的考证，欺骗天子（诬罔）或袒护臣下罔上（附下罔上），妨碍朝政正常运行的行为，可视为不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