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名的原则与公元前104年的改称

汉官名中有无关乎地位高下、职务差异而使用同样文字的情形。典型的例子就是“丞”，它表示无关乎官署大小的副职。为了解《百官表》中“配置于县的下级组织乡”，我考察了被视为乡官之一的下级官吏“啬夫”，结果证实除文献资料之外，见于木简、金文、封泥中的“啬夫”有十余种，它们是表示官制中职官种类的名称，设置于诸多机构，既往所说的“啬夫”是其中之一的“乡啬夫”[11]这一结论，也是出自上述认识。

据《汉旧仪》，公元前117年（元狩六年）丞相府之吏为三百八十二人，其中秩四百石的丞相史二十人，秩三百石的丞相少史八十人，秩百石的属史一百六十二人。带有“史”字者属于文官系统，尤以书记官居多。在同一机构中有官秩如此不同的“史”，可以说“史”不是表示地位而是表示职务内容的词语。如此可以指出，秩百石一级中的令史、尉史、卒史也是“史”，上级官僚中的御史、刺史、长史也是“史”，“史”存在于汉初中央政府的治粟内史、内史这一九卿系列之中。

一般情况下，机构的长官有“令”。县中大县为“令”，小县为“长”，其大小关系作为一般原则通用。在规模上，“令”所辖机构大于“长”所辖机构；而在官秩上，“令”高于“长”，为六百石以上，“长”若以县长为准，则为四百石，与前述的丞相史同秩。

带有“尉”字的职官属武官系统。其中最高长官为太尉，在中央政府中有卫尉、中尉、廷尉、主爵都尉、水衡都尉等，其他如都尉、校尉、县尉等也广泛存在。其中廷尉比较特殊，它是“掌刑辟”的司法官，属文官系统却带有“尉”字。此如东汉应劭“兵狱同制”的解释，应是兵刑一致的思想影响所致。另如上林令下有八丞十二尉，也可看作是尉被转用为三等官含义的例子。

如廷尉之例所明示，这些官名是战国或战国前的旧有名称，汉代则需要根据其原有的含义转化使用，或作为本义淡薄而具有习惯性的对象加以使用。后文将述及的表示官秩石数的如二千石、六百石等，就是保留下来的习惯用法，它们不具有文字上所表述的实质内容。(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前144年的改称对象，是那些与旧称同一范畴且可进行内容比较的官名，而公元前104年的武帝太初改称，右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中尉为执金吾，治粟内史为大司农，郎中令为光禄勋，典客为大鸿胪，使用了新的名字，产生了与旧有官名完全不同的名称。这无疑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极新的印象。

武帝时期，对内实行了实际可称为郡县制的郡国制，对外取得了自汉初以来长年进行的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势力向西域延伸，同时在东北方与南方也扩大了领土。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上，则采用了包含强制夺取在内的主动手段，而水衡都尉的设置，刺史的新设，大将军、票骑将军等众多将军的出现与常置，正是其政策在制度上的反映。

公元前104年改称时，也新设了若干机构或调整了配置。不过各种变化姑且不论，该年的改称还具有很大的思想背景因素，这就是明确了既然新受天命，就应当基于受命改制的思想，以“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为改制环节，改正朔服色，使用不同于先秦以来官名的名称。该年改元为太初元年，行用太初历。

在受命改制的理论中，交错着当时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的各种思想。如果是基于这种思想，又为何会出现光禄勋、执金吾这种名称？这是应当探寻的问题，对此我尚不能很快得出结论。不过姑且可以确认的是，这一改称产生于那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中。进而可以说：成功地以武力征服周边地域并实现国内一统的武帝，行封禅而受命改制，改称正体现了汉帝的这种自觉意识，这表明汉王朝的专制在精神层面上已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