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刑的特点
首先来探讨迁徙刑始于汉代何时。如前文列表所见，最初徙往边郡的，是元帝建昭二年京房等人的妻子，成、哀时期也有例子；而最先徙往远郡的，则是成帝阳朔元年王章的妻子，此后事例不断。即如果我的表无所遗漏，可知该刑始于元、成之际，尤其是成帝时急速增多。通过西汉的例子即徙边郡的第1—5例与徙南方远郡A类中的第1—9例，可知在保全首犯性命而迁徙的情况下，这是以某种方式而获得特赦的结果。那么问题在于，当时对不道罪连坐者不处死刑的理由，是如何被置换为这一形式的。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武帝末律令359章，大辟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法律如此繁密，促使此后宣帝听取路温舒与郑昌的上言，考虑宽法并删定律令。尽管律令的修正没有实现，但经御史大夫杜延年等人解释的法律，已具有与武帝时大不同的宽容。延年父亲是武帝时著名的廷尉杜周，他以审判时多治人以不道罪而成为酷吏的代表。[23]在后世的律学中，尽管是为了区别而将杜周的解释称为大杜律，延年的解释称为小杜律，[24]但以此亦可证明延年的解释是宽缓的。再一个例证就是学习小杜律的郭躬等郭氏，是东汉的明法家，其代代推崇宽平。又《魏书·刑罚志》载，同是在宣帝时期，任廷尉长达17年的于定国集诸法律而成960卷，这恐怕也意味着为了删定律令而以他为中心进行了律令整理。[25]元帝承宣帝之政，即位不久即有“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之诏，初元五年又“省刑罚七十余事”[26]，“轻殊死刑三十四事”[27]，对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废除“保父母同产之令”，放宽连坐规定。又成帝河平年间，诏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学习律令者，要求讨论并上报可以减轻的死刑以及可以蠲除减省的律令。考虑到这样的时代倾向，我不认为元、成时多见迁徙刑的事实与此毫无关系。适用于最重大的不道罪的刑罚，受此倾向影响也是趋势所在。据此，可推测汉代的迁徙刑设于元帝至成帝河平年间减少死刑种类之时。
《魏志·钟繇传》载，钟繇建议恢复肉刑以取代大辟，但遭到王朗的反对。王朗的意见是：“夫五刑之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施行已久。”据我推测，在这减死一等之法中恐怕也包含了迁徙刑，[28]而且迁徙规定至少包含在科中。若非如此，顺帝永建元年诏所说的“当徙勿徙”一语就无法解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赦令，也可以依科迁徙。因此，尽管迁徙刑的本源是死刑的替代刑，但在决定以何罪徙往远郡（边郡）之际，它与等待天子的赦令以实施临时的替代刑不同，几乎等同于正刑的迁徙刑是存在的。
其次是迁徙地的问题。迁徙地为边郡的，西汉主要是敦煌，东汉是朔方。南方远郡，西汉为合浦，东汉初为九真，后半期为日南比景。此外，哀帝建平元年因受成帝赵昭仪大逆案连坐，昭仪兄赵钦、钦兄之子赵诉等与家属同徙辽西郡（《哀帝纪》、《孝成赵皇后传》、《恩泽侯表》）。又哀帝元寿年间，司隶鲍宣被劾奏“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王咸等千余人上书，鲍宣最终减死一等，髡钳徙上党（《鲍宣传》）。以迁徙地而见，辽西郡与上党郡属于例外。目前的问题是，为何迁徙地由西汉的敦煌变为东汉的朔方，或从合浦变为九真乃至日南？同样是不道罪，何以一徙北边，其他则徙南方远郡？
迁徙刑基于秦以来的传统的徙民政策，目的在于充实北方或南方的边境地区，这恐怕是不可否定的。从敦煌变为朔方，意味着汉北方根据地的变化；南方迁徙地的逐渐偏远，在于与迁徙刑开始的时期相比，南方汉化的程度得以推进。即所选择的是最需要开发的地区，换言之就是最缺乏汉文化光被的地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徙北边与徙南边有何区别？对此可关注下述事项：首先，徙北边的无大逆不道犯，而徙南边的无大不敬犯。在不道罪中，对天子及其后继者施加危害是最重大的犯罪，而大不敬如陈汤案（徙边郡第3例）、薛况案（徙边郡第4例）所示，是比不道轻一等的犯罪。另外同为党锢连坐，窦武、陈蕃的家属（徙南方远郡B类第11例）徙南边，而虞放等人的妻子（徙边郡第12例）徙北边。又同为阳球劾奏，王甫妻子（徙南方远郡B类第12例）徙南边，段颎家属（徙边郡第13例）徙北边。一比较即可知，徙南边的无疑是重犯。如此一来，自然要产生为何同为不道犯，浩商家属（徙南方远郡A类第2例）、翟酺（徙南方远郡B类第5例）徙南边，而侯海（徙边郡第6例）徙北边的疑问。其原因恐怕不在于犯罪的轻重，而在于浩商为北地郡义渠人，翟酺为广汉郡雒人，若同时徙往北边则失去刑罚的意义。虽然侯海的籍贯不详而无法判断，但他恐怕不是北地之人。桓谭在对光武帝的上书中也提到，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复仇风气，应“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29]，因此不道罪中的较轻者，一般应徙北边。若此，为何要将较重者徙往南边而非北边？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南方距离都城较远。远徙重罪者当然是常识，这在唐代的流刑中也是基本理念。还有一点是，大逆不道罪主要是企图叛乱的谋反。将此等犯罪的从犯、连坐者徙往与汉为敌的匈奴、羌、鲜卑居住地的近处，则有此等人勾结异民族谋划大规模叛乱的危险。徙边郡第3例的陈汤最初徙敦煌，但因敦煌太守的建议而改徙安定郡，这其中便暗示着这一因素。在迁徙刑的实施之初，无疑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https://www.daowen.com)
久村因认为，实施诸侯王迁徙刑的法理是“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30]，这一思想贯通于整个迁徙刑。将重罪者“投裔土”[31]，徙往“多瘴气”的不便之地，令“长辞坟茔”[32]，“绝妄言之路”[33]，是刑罚的目的。在惩罚犯罪者的同时，也具有“惩其后”[34]的意味。而且我还注意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此等罪犯即使遇赦，也“不宜在中土”[35]、“不宜居京师”[36]。这与“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互为表里，也与“王国人不得在京师”[37]、“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38]等规定相通，意味着不得在普施天子德化的京师、中原地区，换言之即王畿之地沐浴德惠，用这种方式表示惩罚，同时也意味着防止以天子为首的国家中枢出现危险。而且将这一地域再作扩大思考，它与《后汉书·张奂传》所见的旧制“边人不得内移”的理念也是相通的。
其次，久村因指出，作为迁蜀刑的并科刑，有剥夺王位的名誉刑与没收家产的财产刑。[39]这点在迁徙刑也是如此，列侯之位当然要废除，此外也实行没收家产。其证据如董氏（徙南方远郡A类第4例）、王甫（徙南方远郡B类第12例）之案有关没入财产的记载，而且王章的妻子（徙南方远郡A类第1例）及阴氏一族（徙南方远郡B类第4例）在此后获赦返回故郡时，前者赎还了原有的田宅，对后者返还了五百余万的资财。在徙北边的情况下是否也没收财产，还没有证据（赃罪则没收）。不过在目前所述的例子中，可以说大逆罪是要附加财产刑的。原因是《后汉书·侯览传》载，“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这是对大逆犯附加财产刑的另一个证据。但是我推测，对判决为不道或大不敬而徙往北边的罪犯，也是要没收财产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被迁徙之际，不动产自不待言，动产恐怕也是不得携带的。[40]
据《后汉书·贾复传》载，建初中，贾复之子贾宗为朔方郡太守，其时“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内郡徙人在边者”未必都是徙边刑所致，但朔方郡是东汉的主要迁徙地，因此这一记载值得注意。
罪人以何种方式被送至迁徙地、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如何，未详。不过与诸侯王以槛车封闭遣送的方式比较，其处置应当还没有到这般程度。如第五种（徙边郡第11例）途中尚可逃跑；梁竦（徙南方远郡B类第1例）在徙九真郡的途中，想起伍子胥、屈原等无辜而身沉江湖的故事，作《悼骚赋》而自沉，尚有如此高雅的情怀。郡是被指定的迁徙地，但在郡内，除去特别指定的日南比景县外，所徙之县似乎是自由的。如鲍宣例，“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此外，迁徙地的生活似乎也没有什么限制，以至于王章妻子（徙南方远郡A类第1例）徙合浦，采南方名产之珠，到获赦回故郡时，财产已达数百万。不过这只是例外，一般情况应如前述《贾复传》所述，迁徙者只能过着贫穷的生活。
最后，稍涉受迁徙刑者遇赦返回的事例。如前例所见，蔡邕徙朔方郡时，在给杨复的信中说有长则三年、短则一年返回的先例，[41]事实上也有赦免迁徙者而令返回的赦令。[42]在本章所举的例子中，徙边郡的第1、4、7、8、10、13、15例，徙南方远郡A类中的第1例与B类中的第1、4、6、9例，都是允许返回的事例。37例中有12例返回，其比例相当高。另外较轻的迁徙刑有较高的返回比例，也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