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东夷传》“倭人”条所见中郎将与校尉

二、《魏志·东夷传》“倭人”条所见中郎将与校尉

首先是建中校尉梯儁。他是为了授卑弥呼以亲魏倭王的印绶，从带方郡来到倭女王国的来人。“建中”这一称呼是何含义，未详。这里我所考虑的一个假设是，如表3所示，魏有建忠将军，吴有建忠中郎将、建忠都尉。因此从前节所见的三国时代武官的一般称号考虑，建中校尉正是建忠校尉之误吧。若是“建忠”，则含义明确。因此建中校尉梯儁之“中”，可判断是“忠”字的传抄之误。而且这一逻辑推定，在校勘学上也有证明材料，这就是《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纪四十年条注所引的《魏志》：

《魏志》云：正始元年，遣建忠校尉梯携[14]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也。

其中作“忠”字。因此我的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是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任命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还有正始四年来使的掖邪狗等也被任命为率善中郎将。又，《魏志·东夷传》附《韩传》：

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

若将此处的中郎将理解为率善中郎将，那么这也是一个例子。[15]

后世的史料中也有非常值得注意之处。如《出三藏记集》中《支谦传》载：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氏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朗[16]将。

可知汉代已经有率善中郎将。

这里的问题是，“率善”为何意？

与率善类似的词语是率众。《魏志·毌丘俭传》载，景初元年，毌丘俭以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领幽州诸军攻打辽东公孙渊，驻辽隧时，右北平的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率众五千人投降，此处有“率众王”这一称号。

又，《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载，东汉顺帝时，以乌丸大人而为亲汉都尉的戎末廆率领咄归、去延等跟随乌丸校尉攻打鲜卑，因功被封为率众王。《英雄记》还记载，袁绍遣使，拜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维为单于。据此可知，率众王是从东汉开始便已存在的称号，地位在单于之下。

翻检《后汉书》，《南匈奴传》、《乌桓传》和《鲜卑传》中也有同样的例子，永元七年，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所以这一名号绝非仅限于乌丸。《百官志》载：

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从汉王朝授予四夷的称号可见，率众王位居国王之下，与处于单于之下的地位一致。当然在《百官志》的记载之外，还有如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乌伦被封为率众王，其至鞬被封为率众侯，有率众侯这种称号；永建六年，与鲜卑作战的乌桓豪人们被封为“率众君”。率众的语源，自下句清楚可见：

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

即是表示“率领众人”归顺中国之意的称号。很明显，“率善”也是派生自“率众”，可解释为“率领”归顺中国的性“善”的四夷的首领。不过，率字有循的意思，所谓“率善”，也可以解释为“循善”之意，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解释。如《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载：

景初二年九月，蜀阴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营。

这表明在同一时代，也存在“守善”的用法。若与“守善（对善的守护）”这一称号相较，还是“率（从）善”的解释更好些。总之，所谓率善，无疑是授予归服的蛮夷的称号。

以上探究了有关“率善”的文献证据，这里还有不应被遗漏的魏晋铜印，其中有大量蛮夷印，而印文中很多都含有“率善”字样。

中国的古印研究始于宋代，作为篆刻的典范而被鉴赏，此后伴随着明代文人兴趣的流行，而出现了造假，伪印谱流行。在利用汉、晋铜印时，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在近来考古学的发掘成果中，也出土了一些遗物。因此以这些遗物为基础，再加上传世品中的真印实物，还有可靠印谱中的印影所记录的钮的形式，正可以扩大资料的范围。

从出土资料上说，1966年2月出土于韩国庆尚北道迎日郡新光面马助里的“晋率善秽佰长”印，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蛮汉山之南，与“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归义侯”两枚金质驼钮印一起出土的银质驼钮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颇引人注意。[17]现在试从大谷大学秃庵文库所藏[18]以及印谱类中挑选出汉、魏、晋的蛮夷印，列为表5。

此处所见仟长、佰长，见《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官制部分：

置千长、百长、什长。

《汉书·西域传》中亦见千长、百长，意为千人之长、百人之长。这应是汉廷承认原存于游牧民族中的官制而授予印绶。(https://www.daowen.com)

而且这种对四夷的称号，自汉经魏而直至晋，基本上保持不变。如此考虑之后，“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就非常值得注意了，难升米、掖邪狗等得到的也是银印青绶的“率善中郎将”印，因而不正是与此印十分相似吗？若是从表5所见蕃夷印的情况来看，并不仅仅是“率善中郎将”或“率善校尉”之印，而是一般都含有蕃夷之名。蕃夷名若为匈奴、鲜卑等二字之名，如“魏鲜卑率善仟长”，蕃夷名在“率善”之前；若为胡、倓、氐那样的一字之名，如“魏率善氐佰长”，蕃夷名在“率善”之后。据此，倭是一字名，所以印文或是“魏率善倭中郎将”、“魏率善倭校尉”的假设是可以成立的。[19]

以上考察的结论是，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是东汉末年、曹魏时代因战乱而滥授的各种中郎将、校尉之一，其授予对象是周边的异民族。

因为谈到了蕃夷印，所以还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藤贞幹的《好古日录》刊出了“亲魏倭王”的印影。贞幹录此印影的依据为何？他写道“此印载《宣和集古印史》，惜脱钮制”，知印影取自《宣和集古印史》。宣和是北宋徽宗的年号，《宣和博古图谱》流传至今，甚为有名。据说徽宗所搜集的古印收于《宣和印谱》，但此书已经失传。明代万历年间，名叫来行学的人刊行了从石箐山山中古墓中获得的似乎是徽宗的印谱，是为《宣和集古印史》，这是伪书。此书在宝历十二年舶载至长崎，而宝历十二、十三年，很多其他印谱也舶载而入，从宝历、明和直到安永，形成了以高芙蓉为中心的江户时代篆刻的一大繁盛期。贞幹经历了这一时代，并在宽政年间刊行了《好古日录》。因此，此亲魏倭王印印影是无须赘言的伪印。

然而，在大谷大学秃庵文库所藏的中国古印中，有“亲晋王印”之印，二百兰亭斋印谱中也有“亲晋氐王”、“亲晋羌王”之印。“亲晋王”王号见《晋书》卷六三《段匹碑传》，因而文献上也可予以证明。如此看来，亲魏倭王与亲魏大月氏王一样，是在汉代授予蛮夷的“亲汉王”称号向“亲晋王”的演变过程中，魏国授予蛮夷之王的称号，不具有其他的特别含义。这点我已另文论述，[20]只是因在调查印谱中发现了与晋印属于同一范畴的称号，所以作为旁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