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固原市地方志研究室在中共固原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邀请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宁夏考古研究所等方面的有关专家学者，历时2年多审慎编纂了这部《固原通史》，这对于普及固原地方优秀历史文化知识非常有益。《固原通史》汲取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固原地方历史的研究学术成就，吸收了姚河塬等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语言简练，选材得当，篇幅适中，这不仅弥补了固原地方通史读物的一些空白，也是地方志机构为地方史编研做出的一份贡献。《固原通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坚持科学性与生动性相统一、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相协调，比较完整地厘清了固原历史发展的脉络，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再现了自上古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固原历史，全方位展现了固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各方面的历史风貌。付梓之际，勉我作序，我很高兴，一则固原地区的位置重要，二则我对研究固原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修志修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固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接合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是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固原社会既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步伐向前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地域特点。

第一，固原是农牧文明互动与交替的代表区域。固原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固原最早的居民是戎狄部族，他们主要以狩猎为主。夏商以后，“逐水草而迁徙”的北方游牧民族频繁迁徙到“水草甘美”的六盘山麓、清水河畔定居驻牧，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类型。西周时期，从事农耕的周人部族徙入固原一带，“教民稼穑”，开启了农耕文化的新时代。周部族在固原活动数百年，在戎狄间“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尤其是西周“料民太原”和伯益后裔替周孝王养马，构成了以畜牧为主的农牧互动经济，这对固原的地方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义渠称王，建立区域政权，过着定居生活，继续兼营畜牧业与农业。秦灭义渠设立北地郡，固原成为马群繁衍兴旺的养马场，养畜能手乌氏倮被秦始皇封为“比封君”，自此至清朝初年，固原始终是中央王朝的军马产地之一。西汉以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固原时则牧业强，中原王朝统治固原时则农业强，这种农牧经济的互动格局一直延续到宋金时期。元明以后随着社会趋于稳定，民族融合加强，较大规模屯田的推行，使固原经济呈现出农牧交错的状态，葫芦河、茹河流域等河谷地以农业为主，北部清水河流域和西北部等山地以畜牧业为主。清朝中后期到民国时期，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单一的经济结构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加之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剥削，导致固原积贫积弱甚至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

第二，固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固原地处我国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融合的交错地带，特殊的区域位置和地理形胜决定了固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区，民族文化积淀深厚，固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和典型。自夏商至战国时期，固原为周人及其后裔与戎狄居住之所。秦汉时期是匈奴、羌人的驻牧之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匈奴、鲜卑、羌、氏、羯、乌桓等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或定居驻牧。隋唐时期，固原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镇，商业贸易发达，是丝绸之路沿线突厥人、粟特人的主要聚落点，唐朝中期，吐蕃统治固原86年。宋金元时期迁移到固原的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一处，从事农牧业生产，共同推进了固原的发展。同时，在西汉、唐、宋、明、清各代由政府有组织地从中原徙民进入固原开发，充分说明古代固原不但是一个移民社会，更是历史上民族融合和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冲、发展之地。

第三，固原是历史悠久和文化多彩的精神高地。固原文化源于先周时期，《诗经·小雅·六月》就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原”的记载。《诗经·小雅·采薇》则载：“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也成为描写少数民族在固原生活的边塞诗的鼻祖。《山海经》也有关于固原的神话和传说，成为固原文化最厚重的底色和源泉。丝绸之路的兴起使这里成为东西文明交融的重要节点，位于丝路东段的须弥山为研究石窟艺术和宗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梁鹄的翰墨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记。皇甫谧撰著的《玄晏春秋》及其《针灸甲乙经》，不仅是固原灿烂文化的硕果，也是中华文明的丰碑。历代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固原的诗文，成为西北边远地区一种并不多见的文化现象，班彪的《北征赋》、王维的《使至塞上》、王昌龄的《塞下曲》、杨一清的《开府行》、李梦阳的《胡马来再赠陈子》、吴梅村的《送朱遂初同年宪副固原》、谭嗣同的《六盘山转饷谣》、于右任的《固原道中》、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等。这对形成固原浓厚的文化氛围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除此而外，各种产生于此的神话、故事、传说、寓言等，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中国民间文化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名片和西海固作家群仍然在显示着固原强大的文化底蕴，代代相续，从无间断。固原人民有保存自身文化的光荣传统，宋代修过《安定郡图经》，元代修过《德顺州志》《开成府志》，开了宁夏修志的先河，特别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编订了一定数量的地方志，仅隆德县就编修县志5种版本，这些古籍资料奠定了固原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四，固原是区位优势由强变弱的古代北方重镇。《诗经·小雅·出车》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证明固原地区在西周就开始筑城设防，而考古发现的姚河塬获国遗址，更有力证明了固原地区在西周王朝的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以居住较多的乌氏戎族设立乌氏县，为固原地区有行政建制之始。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安定郡的设置，成为中原北部重镇，奠定了固原的历史地位，尤其是汉武帝先后6次巡幸固原，足以说明固原这座边关重镇在西汉王朝政治军事中的重要地位。从西汉到唐宋时期，各朝代以固原古城为中心，形成了以萧关古道、瓦亭城、回中道为格局的丝路通道，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汉唐时期固原境内的交通要道。东晋十六国和宋夏金时期，固原成为各少数民族政权互相对峙、相互争夺的边关重镇。明代的固原经历了由“内地”到“边疆”的变迁过程，军事防御地位迅速上升，遂成为三边总督的驻地，朝廷以兵部尚书等高官兼任总督驻守固原，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固原城池也拔地而起。清初沿袭明代建制，固原隶属陕西布政使司，但由于清朝版图扩大远追汉唐盛世，固原由历史上的边卫要塞演变为内地，失去拱卫边疆的优势，逐渐淡出了中央王朝的视野，尤其是清初将固原划归甘肃，虽然同治年间又升固原州为直隶州，但由于固原远离甘肃的政治中心兰州，同时又脱离了关中经济圈，这些因素使固原失去原有的区位优势。这种地缘区位由强到弱的转变，对固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不利影响，致使固原经济社会在清朝到民国时期走向衰落。到了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途经固原播下革命的种子，苏维埃这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固原多地建立，固原成为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在固原展露勃勃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固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固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岁聿云暮，日月其除。”《固原通史》编纂蒇事，付梓在即，谨以此数语，赘于卷首，向所有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表示祝贺！同时祝愿固原的广大史志工作者在塑造文化自信自强中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存长志而争须臾，致广大而尽精微，初心如磐，大笔如椽，为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固原新篇章贡献源源不竭的方志意境、方志力量和方志精神！

宁夏政协文史委主任

北方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杨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