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与民族

隋唐时期是我国久经分裂之后的一个统一时期，也是社会各领域的极大发展时期。隋朝结束了长期征战局面，在隋文帝的有效治理之下，全国各地包括固原地区的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但是，隋朝末年隋炀帝的暴政以及农民起义引发的暴乱，使得由隋朝初期繁荣起来的固原经济转为衰退。直到唐朝时期，随着全国大治局面的出现，固原地区整体经济全面恢复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均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人　口　从《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和《通典》等文献记载的灵、原二州人口数据来看，自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固原地区的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谓“旧领”人口数，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贞观年间人口数。贞观年间，灵州有3640户21462人，原州有2443户10512人。唐玄宗开元时期，原州人口大大增加，有7349户33146人，户口数增加了约三倍；至唐玄宗天宝时期，户口数进一步增加，户数有7580，人口数更是达到39122。这个户口数和唐代关内道其他各州之户口数相比较而言，依然显得十分稀少，但相对于隋代而言，户口数大大增加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唐代前期，自唐太宗、高宗、武周至玄宗开元初年的七十余年中，原州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三倍；开元到天宝四十余年中，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如果仅从天宝年间的两组数据分析，原州人口仍保持增长趋势。可以肯定，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固原地区人口达到唐代的最高峰，这一现象和《通典·食货》记载的全国人口总数“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的情况完全相吻合。

实际上，唐代固原地区的人口远不止《新唐书》和《旧唐书》所记载的数目。这是因为，唐代固原地区人口的族别成分复杂，除汉族外，原州地区先后有粟特、铁勒、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多民族居住和活动，并有白种人留居生息。若加上常驻和迁徙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唐代固原地区生息的人口应当在10万上下，从这个视角看，唐代固原地区的人口数量十分可观，也印证了唐代固原地区地位的重要性。

唐代前期原州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北方突厥、铁勒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进入固原地区，使当地的人口和劳动力增加；二是西部吐谷浑、吐蕃、党项族大量徙居固原，繁衍生息；三是与唐王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有关。除了上述大批异域民族迁徙定居以外，事实上当时丝绸之路畅通，远道而来贸易、传播文化、艺术的各种异域人群大量停驻、定居原州境内。这个时间，天下承平，四海丰饶。经济高速发展，也促进了人口的繁衍生息。

民　族　隋朝统一全国之后，政局稳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隋朝初年，在隋文帝的励精图治之下，整个国家经济都得到了较好的复苏和发展。这时固原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人口的入迁增加。隋王朝建立之后，其在政治、军事上的逐渐强大促使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形成人口向固原地区的入迁。这一入迁移民过程在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使得各民族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内迁至固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包括突厥、铁勒、吐谷浑、党项、粟特、吐蕃等民族，大都在固原地区建立暂时或长期的居住点，与汉族居民一起开发固原地区。

原州区开城镇粟特人墓出土的波斯文宝石印章

隋唐五代时期固原地区的民族和人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军事形势、外交格局、气候变化、生活环境及民族关系的具体情况，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这一时期固原突厥人口的变化就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处于起伏变化之中，人口忽高忽低。隋末唐初突厥人数众多，这与其本身的内乱和对外战争有很大关系。总结历史规律，不难发现，治乱兴衰是影响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比较安定情况下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反之，则较慢甚至出现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