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固原大旱

1929年，以陕西、甘肃为中心，西北地区发生大灾荒。据民国《固原县志》记载：固原县长彭述与固海查灾委员裴在勘验各区灾情后，向省政府上报了固原匪旱灾情，“固原连年荒歉，十室九空，加之土匪迭次骚扰，所至糜烂，人民困苦已极。始犹食糠蓖油渣，苟延残喘，刻下此物亦皆罄尽。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饿毙者举目即是。鬻儿卖女者，到处皆然。出外求食者，不知凡几。惨状实不忍睹”^[3]。全县约有51440人（占农业人口80%以上）受灾。

这次旱灾在1926年起就有了征兆，固原及周边各县春夏大旱，有的县颗粒无收。然而旱情依旧持续，1928年固原、隆德、化平、海原四县均遭大旱，固原县因气候反常，还出现诸多奇怪的现象，东山的杏树这一年开了两次花却不结果实，西山的春麦一枝结出了两个麦穗，而且这年冬天的气候非常冷。起初，人们还以为这是祥瑞之兆，到了1929年4月固原全县滴雨未见，进入5月烈日炎炎，河干井枯，苗枯树萎，夏粮绝产。海源县旱魅肆虐，颗粒无收。化平县收成不及往年一半。到了六七月份，人们以野菜、榆树皮、麸糠、油渣艰难度日。隆德县到处都是饥民，靠挖草根、剥树皮、抓老鼠、扑麻雀勉强活下来的人也是鹄面鸠形，气息奄奄。天长日久，树皮、野菜、野草、麻雀、耗子也被吃光，饿死人的现象到处都有，有的村子十室九空，甚至出现了灭绝人伦的人吃人的惨状。本地的饥馑无计可施，四处流浪的灾民仍不断涌来，争抢食物，瘟疫传播，不仅加速了饥民的死亡和本地的灾荒，也扰乱了社会秩序，买卖妇女儿童成为司空见惯的求生之道。

青黄不接之际，到处是饥民无以果腹，固原及周边各县的粮食价格却成倍上涨，居高不下。化平县小麦每斗（一斗约25千克）涨至10元，杂粮每斗8元；隆德县小麦每斗11元；固原县米面售价每50千克需20元。一边是因买不起粮食等着饿死的饥民，一边是黑心的富户乘机囤积居奇，以图重利盘剥。据民国《固原县志》记载，黑城镇杨河村有个地主存粮千石，附近马路、赵寺、三营、沙岗子等村饥民120多人集体去借粮，共借得谷子三石六斗，利滚利5年后偿还了40余石。原州区中河乡大营川李姓大户，家里藏有小麦百石，乡邻想借点粮食救急，可他不愿借还死活不承认有粮的事实，结果招来土匪马庭贤部，不仅劫掠所有粮食，还祸害乡邻损失大量财物。

天灾人祸交织，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饿殍遍野无人问津。固原县四个城门每日进出抬埋死尸者络绎不绝，开始还能用薄棺埋葬，后来薄棺供不应求，便改用席卷，到后来连席也没有，甚至死尸遍地却无人掩埋，以致官方不得不发布《掩埋饿殍布告》，并曾一度放赈。固原县长姚鸿恩自己捐了100元，又募得2000元，购来米面、设起粥场施舍饥民。但当时米面的售价为每百斤20元，这些钱能购得的米面也非常有限，而且周边的饥民闻讯后也纷纷前来抢夺粥饭，且越来越多，固原灾民曾一度达到51440人，形势愈加严峻。姚鸿恩县长数次向省政府请求赈济，省政府则勉为其难地批准固原县从税收中支付赈灾款1800元。另外，省筹赈委员会给固原县续拨急赈款4000元，但这些相较于日益严重的灾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县政府发布《饬令囤粮殷户券贷贫民渝》，要求“凡有囤粮富户，除留自己食用外，其余借给本堡贫民。贫民照市价立书借券，秋后归还”。这一措施的推行，为饥民赢得一线生机，也使富户因放贷于民而免于被土匪、军阀劫掠，濒临边缘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1929年秋天，固原连降透雨，秋田丰收，谷子熟后，饥荒才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