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环境恶化

清代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宁夏北部仍延续着明代以来的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结构，而宁夏南部以固原为中心的大范围内，彻底改变了明朝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结构，发展成了和宁夏北部相同的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农业结构。同时，畜牧业的重点从之前的马政为主变为民间养羊为主体的畜牧业。羊的养殖需依靠放牧，且对生态环境尤其是草场破坏严重，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羊的数量过度增加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清代中期以后，固原地区的农田由之前的川、塬、平地扩展到坡地，大片的林草地被毁，原来有助于保持水土的宿根性草和多年生灌木被一年生的农作物所代替，森林、草原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野生动物锐减，滥开荒地，滥伐林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进而导致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时期也是固原地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矛盾凸显的时期。

清政府也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固原地区历任官员均重视造林、护林和天然林保护。据《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三）记载，同治年间，平庆泾道魏光焘行经“所属各县，见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便动员百姓种树，并指出植树有“佐五谷之不足，供栋梁之用，资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诸利。为了进一步劝农植树，他还举出了明成化年间巡抚陕西提督军务马文升在庆阳命人栽植椿、楸、榆、柳、桃、杏等树种获得成功的例子：“夫庆阳地极西陲，风土苦寒，道路从古无树木，而文升广栽遍种，史策传为美谈。平凉毗连陕境，气候暖和，官道旁又有泾水以资灌溉，父老及时栽种，毋使有闲旷之地可也。”同时，他命令所属士兵栽种官树，带头表率，对平凉府（含固原地区）的植树造林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自清代中期以后，固原地区多灾多难，且战争不断，乱砍滥伐根本得不到禁止，加之人地关系紧张，植树造林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大量的开垦所带来的破坏。清代后期，六盘山地区已绝森林。据《民国化平县志》（卷二）记载，化平县（今泾源县）“业农者十之九，业商者十之一，十一之商且多兼营农业……一切资费皆赖粜谷以出之，故生计无论年之丰歉，均不免有乏食乏财之患。惟农耕之暇，则砍天然林木运往邻县出售，冬季获燃炭卖之以养生”。这种靠山吃山的思想与天然林的保护是背道而驰的，对于生态的破坏不言而喻。

嘉庆、道光年间，六盘山已经几乎没有成材可言。据清代祁韵士所著的《万里行程记》记载，嘉庆十年（1805），路经隆德的祁韵士对当地的印象是“景色荒凉特甚”。他行至金县（今甘肃榆中县）西山见到森林时，回想起在六盘山东西一带行走的景象，感叹道“数日来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据清代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记载，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去新疆途经六盘山时，所见也是“其沙土皆紫色，一木不生，但见细草”的景象。

天然林的急剧破坏，导致林木减少，自然灾害频发，据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甘肃卷》记载：清代期间，西北地区共发生旱灾175次，平均1.53年一次，重度干旱以上的旱灾48次，平均每5.56年一次，严重旱灾6次，平均每45年一次。其中较为突出的旱灾年份有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1765—1766年（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824年（道光四年）、1865—1868年（同治四年至七年）、1877年（光绪三年）、1890—1891年（光绪十六至十七年）、1909年（宣统元年）。可见，自乾隆时开始，固原的旱灾已经频繁发生，这与康熙时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和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生态极为脆弱，灾害继而频发。伴随着植被面积的减少，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也进一步增多。固原地区属黄土高原，地表植被的减少所导致的滑坡较多，同时地表水源无法被有效涵养，土地逐渐失去养分，庄稼连年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