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政治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甘肃作为战略大后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雷马事变”后，国民政府改变了过去依恃“诸马”稳定甘肃的做法，开始直接控制甘肃。
统一地方武装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为了扰乱冯玉祥的后方，将甘肃所有反冯或愿意反冯的地方武装全部招至自己麾下，起初虽然并不为其提供军饷和枪械，但都冠以某路讨逆（冯）军的番号，分别为：第一路司令黄得贵，第二路司令鲁大昌，第三路司令陈珪璋，第六路司令王占林，第十五路总指挥马廷勷（下辖马廷贤、马仲英两旅），借以削弱冯玉祥在甘肃的势力。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把甘肃各式各样的主要地方武装（含国民军残留武装）进行改编，授以新编陆军X师（旅）的番号：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第三十六师师长马仲英，第十旅旅长李贵清，第十一旅旅长石英秀，还有暂编骑兵师师长马步青。马廷贤则被蒋介石潼关行署主任顾祝同任命为陇南绥靖总指挥（司令）。至此，曾经为害固原的主要武装都已被蒋介石纳入麾下。
屯集重兵掌握固原 1932年3月，甘肃省政府在平凉设陇东绥靖司令部，杨子恒任绥靖司令部司令，收编海原、固原一带的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此后，国民党为了控制陕甘宁边区，常以重兵驻防固原。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部、中央陆军第三军王均部、中央陆军第一军七师胡宗南部驻防固原。1936年11月，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专程到平凉、固原视察驻防部队。1937年，除胡宗南部外，还有东北军部分部队驻防固原一带。1940年，甘肃预备第七师严明部队驻防固原。1941年，中央陆军第五十七军丁德隆部、陆军第九十七师师长刘安琪部及陆军第一九一师师长吴瀛洲部、甘肃第二战区保安骑兵第一大队同时驻固。其间，战区司令长官范汉杰曾到固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进攻督战。1943年，陆军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部、陆军步兵251团团长齐天然部驻防。1945年，增派陆军第28师师长徐保驻固。1946年，陆军第28师暂编新一旅黄永赞部驻固。1947年，陆军第八十一师179团、新编第四旅11团以及海固城防指挥官李涣南部驻防固原。1948年，骑兵第二旅白海峰部、暂编六十一旅马绍翰部、陆军八十一师马淳靖部，新编陆军第一旅一团吴兆文部驻防固原。1949年，陆军八十一师暂编六十一旅仍驻固原直到解放。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国民政府在对固原地区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还通过划分县等、推行新县制、实施保甲制等形式加强对固原的控制。首先是划分县等。1931年固原县、隆德县、海源县、化平县被甘肃省政府划为二等县，以便于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控制。为了统筹地方财政，各县设财政科，具体规划经费开支与预算。甘肃省政府还明确了各县等月支经费标准，具体为一等县1330元、二等县1193元、三等甲县1070元、三等乙县1010元。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各县经费大为缩水，收入严重不足，于是，省政府就按1936年标准一律打六五折减拨，县政府的经费更加吃紧，以至于办公费用捉襟见肘，人员工资也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新县制推行后，县等又多次调整，直至1947年2月，甘肃省政府再次将固原、海原定为三等县，隆德、西吉定为四等县，化平定为五等县。这样对较低等的固原各县是有利的，能够在一定程度减少政府对地方的摊派。但是因为有地方开支这一规定，地方上的盘剥与额外加征就在所难免，民众的生活更加困难。
1934年在甘肃被重新启用的保甲制度，因为抗战的需要逐渐与国民党推行的“自治”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弥补了基层政权的空位，也给保甲制披上“民主”的外衣。保甲长的职责也从起初的清查户口、控制人口流动、防止奸匪潜入、安定乡村社会秩序等，逐渐转变为办理征兵征粮、筹募公债捐款、组训民众、防御奸匪、抢运物资、搬运军需、探听敌伪消息、协助军警，甚至还要负责各种会议的召开，政府法令的推行，乡保学校的设立，扫除文盲，发展后方生产，振兴实业，充实自卫力量，维持地方秩序，优待征属，救济难民，以及长官来要招待，军队到要慰劳，等等。
乡村社会的贫困和征兵纳粮时的过分催逼，不仅使国民政府试图借助保甲制度改良基层政制的梦想化为泡影，也将保甲制度遗留的中国封建余孽的丑陋一面淋漓尽致地显现于固原及周边各县，并最终沦为国民政府在固原地区征兵纳粮的代理机构。据民国《固原县志》记载，1937年至1940年间，国民党先后在固原征兵5092名，1944年又发动了全国10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固原县87名青年参军抗日。可以看出，当时固原民众参军抗日的热情并不低，但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吏治不良，征兵后来却成了最扰民的苛政，让整个海固地区笼罩着一层恐怖的阴云。征兵本应按“三（二）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和保甲编户的原则分批定期进行，但实际却是贫穷无力者，独子必征；富豪有势者，多丁亦免。抓壮丁、买卖壮丁成为当地不成文制度，而保甲长更时常通过多派壮丁名额来鱼肉百姓、中饱私囊。
1938年是抗日战争后农民负担全面增长的一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实行征购军粮，甘肃各种不同名目的苛捐不下50种，省级财政还发行了200万元的建设公债（相当于一年的田赋）。据民国《固原县志》载，固原农民的负担除田赋附加在内的各种摊派外，还有牙税、磨税、煤税、骆驼税、百货统捐等25种捐税，较战前至少增加了1.5—2倍。而且农民交粮时还要受政府粮管人员的刁难勒索，往往需加倍交纳。另外，海固地区摊派中还有无偿劳役。同年，国民党因在固原构筑“反共”军事工程和漫长的封锁沟，在此征发了大量的民工，役期之长、耗费之巨，使农民难以忍受，也对农事造成严重影响。1944年，驻固原国民党陆军17军军长高桂滋倡导修建中山公园（俗称小西湖），他动用大量兵工重修水渠，引西海子水入城，并修湖建亭造塔。1945年，为了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政府集结重兵于固原县，固原人民负担着5万驻军的粮草供应，另有千人还被强派修飞机场，发生了催征民工，逼死、冻死人命的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