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归顺朝廷
董福祥，道光十九年（1839）生于甘肃环县毛井（时属固原州），字星五，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的董福祥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自立山堂，发展“哥弟”，“收集逃亡”，对抗官军。同时起事的还有张俊、李双良。张俊是武监生，1841年生于固原州毛井张家新庄（今甘肃环县小南沟乡张新庄村），李双良1840年生于豫旺堡东李家沟，距董福祥、张俊所居毛井20多千米。同治初年，回民反清运动爆发后，董福祥和张俊“结寨自保，以卫桑梓”，李双良在预旺堡一带组织青壮年发展民团，进行军事训练。最初建立的民团规模小而分散，各自为战，互不隶属，时相猜疑，势力最大者为董福祥和高万镒。在与清军的战斗中，高万镒战死，其部四五万人归李双良统领，转而投入董福祥麾下，共拥董福祥为团总，张俊、李双良、杜乃子各为副将，拥众数万人马，占据安化（庆阳）一带，董福祥的力量逐步壮大，“四方归之者日众，贼至则击贼，兵来则击兵”，他们一边抗拒回民军，一边与清军展开正面斗争。
同治三年（1864），董福祥、张俊、李双良明确提出反清抗暴，保卫家乡，有饭同吃，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与捻军、回民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相配合，共同抗清。董福祥在治军方面实行一人入伙、全家随营、军心巩固、人人得生的军事体制，建立了以三边、花马池为中心的根据地。“时甘肃之土匪董福祥仍踞花马池，溃卒、游勇、哥老会、匪股数纷系，互相勾结，陕回遁入庆阳、宁州、正宁、镇原、清水者络绎奔赴凤、邠、汧、陇之间，惊报纷来……陕省已无军可派。”[7]董福祥将花马池作为根据地后，绿营溃兵、哥老会的人纷纷加入，面对董福祥不断壮大的民团武装力量。左宗棠到陕甘后，研判形势，决定“先平土匪”，“先匪后回”，“土匪”即董福祥所率领的流民武装力量。左宗棠命令刘松山率领湘军由山西渡河攻绥德，与李双良部主力交锋，屡挫董军，并围困董团大本营镇靖堡。
据《左文襄公全集》（卷九）记载，左宗棠入陕之始指出，“自念平生足迹未履关陇，所部均南人，不习北方战事”，“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只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可实际上，他调查了西北原有兵马，发现整个西北清军腐败冗杂，根本不堪重用，转而将目光汇聚至民间寻找可选拔为将才的能人，此时的董福祥部为左宗棠所赏识。董福祥部与陕西回民军有本质区别，其成立之始实为自保，而不是真正反清，且经历了数年的战争，于艰难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刘松山也极为重视和欣赏董福祥，他严格执行左宗棠初到陕西指定的“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战略方针，派遣幕僚前往董福祥驻地劝降。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八日，刘松山率领部队直逼董福祥大本营镇靖堡，董福祥父董世猷、兄董福禄无力抵抗，开城乞降，率众归诚。李双良部人马在定边喘息未定即遭刘松山湘军阻击，向南突出逃奔延安时，又遭清军刘厚基、周瑞松部截击大败，李双良率众向清军投降。董福祥在清军围追堵截中损兵折将，最终向湘军大将刘松山投降。
清政府对归顺后的董福祥部众采取安抚措施，将男妇大小不下三十万口人均安置故土，并在平凉、庆阳、固原一带安置大批降众。对降众中受过严格军事训练，战斗能力极强的6000余名精壮者，按湘军编制为三个营，隶属刘松山所率领的湘军，作为左宗棠下一步进军宁夏、甘肃的先行军，这便是闻名历史的“董字三营”，也是甘军的前身。归顺后的董福祥、张俊、李双良三人被清政府授予五品军功，从军家属留居陕北，其余降众被就近安置在陕甘交界地区耕垦自谋生路。
同治八年（1869）八月，左宗棠以“董字三营”为前锋，令刘松山湘军攻克灵州和吴忠，尽扫外围堡寨，继而围攻金积堡。董福祥部作战十分效力，且熟悉金积堡地形，故而屡建战功，逐渐取得左宗棠信任。同治九年（1870）正月，刘松山在吴忠堡马五寨（吴忠中学旧址）战死，湘军北路军失去主帅，以董福祥、张俊、李双良为首的“董字三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并在辅佐刘松山之侄刘锦棠接统湘军过程中鼎力支持。
同治九年（1870）春，在攻克金积堡前夜，左宗棠上奏清廷称赞董福祥、李双良等效力行间，战功卓著，信赖有加。至此，“董字三营”正式并入湘军，同时，左宗棠派人到陕北选募一千多人补入“董字三营”，按照湘军营制核发粮草银两补给，加强其力量。
在金积堡战斗中，董福祥、张俊、李双良三人不遗余力，冒矢冲锋，攻城拔寨。十一月，清军平定金积堡，李双良与董福祥、张俊并授都司（正五品）。左宗棠为图“百年之安”，将金积堡、吴忠堡及灵州等地甘陕回民二万余人迁移安插在平凉、固原等地，派李双良督队前往陕北把已经安顿在瓦窑堡的“董字三营”眷属2300余口迁到土地肥沃的金积堡、吴忠堡和灵武崇兴一带黄河灌区，以充实新建置的宁灵厅。刘锦棠还将金积堡和马家滩马场赏赐给董福祥，吴忠堡赏赐给张俊，王洪堡赏赐给李双良。参战湘、皖各军陆续开往河州，“董字三营”留守金灵，董福祥中营驻守金积堡，张俊左营驻守吴忠堡，李双良右营驻守王洪堡。
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至光绪元年（1875）一月，董福祥继续追随湘军，在刘锦棠的指挥下，先后参加镇压了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宁、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撒拉、回民反清运动，清政府赏给二品顶戴、二品封典花翎，赏张俊花翎，并赏“果勇巴图鲁”名号，李双良赏参将衔，以游击留陕西尽先补用。
光绪二年（1876），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董字三营”充当湘军先锋。新疆北路光复后，董福祥赏记名总兵，并授阿尔杭阿巴图鲁名号，加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副统领张俊，被赏记名总兵和正二品封典。光绪四年（1878）一月，左宗棠率部结束了阿古柏在新疆长达十三年的反动统治，董福祥率部由和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移驻喀什，总统南疆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各军。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立行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由于湘军转战西北近二十年，兵员老化，将士思归，但英国、俄国仍对新疆虎视眈眈。刘锦棠认为“以甘肃之民充新疆之勇，譬犹使一家之父子自卫其门庭，其俗易安，其情常顺”[8]。于是上书朝廷：“提督董福祥朴讷勇敢，坚忍善战。自金积堡立功后，随臣转战陇边，荡平新疆南北两路，陷阵冲锋，赴机迅速……该提督生长西陲，于边徼地势贼情，灼见真知。所部将卒大都关陇土著，习水土而知其心，置诸边要，实堪一面之寄。”[9]清政府决定，在阿克苏设立军镇，任命董福祥为首任镇守总兵官。自此，大批甘肃流民和士兵涌入董福祥麾下，甘军正式成型。
光绪十六年（1890），董福祥升任喀什提督（原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实为新疆提督），统率全疆兵马。光绪十九年（1893），董福祥领尚书衔，赴京参加慈禧太后60寿辰，董福祥及其甘军开始为众人所知。光绪二十三年（1897），董福祥调任甘肃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