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迁戎于大原

“戎”在甲骨文、金文中为人执戈、盾之形，初指兵器，多用来表示军旅、兵器、战车等义，即《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后引申为戎狄之“戎”。戎族并非某一民族的专称，而是陕西西部、甘、青地区一些族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和游牧部落的统称。戎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以农业文化为基础的中原大不相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就衣服来说，中原人崇尚右，所穿的衣服都是右衽；而戎族则是衣襟左掩，称为左衽，正如文献中所言戎族“披发左衽”。尽管戎族和华夏族在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并没有妨碍彼此的交融，无论是迁居陇东的周还是后来的彭国、获国、秦国，都和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周灭商之前，周始终注意同戎族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国语·周语上》记载“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亦世戴德，不忝前人”。季历之时“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毛诗》进一步解释道：“盖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可以说周在灭商之前，就以德化、仁义对待西戎、方国，赢得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在周灭商的关键一战牧野之战中，才有了周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一举灭商的行动，正如《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

周原为西陲小邦，灭商建立西周后，深感“天命靡常”，知国家之兴亡在民心之向背，殷商之所以亡，在其行无道，失德于百姓。所以西周立国后，统治者皆知先祖之德，施恩与民，并怀柔四方，尤其重视对戎族的民族关系，又在周公“敬德保民”思想指导下对西戎大体采取“德化怀柔”为主，武力征伐为辅的政策，《周语》祭公谋父之“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反映。周初的一段时期内，周与戎关系相当融洽，文献中所记载西北边境颇为平静，战事鲜见于文献之中，戎族对周王室则进行定期朝贡，根据《周礼》记载，一般为“五岁一（朝）见”或“六岁一（朝）见”，上贡周王室的一般是当地的“材物”或“货物”。

然而到周穆王时，西周与戎族的关系出现了改变。气候变迁是导致周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诱因。至公元前10世纪末、9世纪初，《竹书纪年》载：“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八引又言“孝王十三年，冬，大雨雹，江汉冰，牛马冻死”。从今日看，在正常气候下我国长江、汉水，在冬天并不结冰，可见当时气候比今日江汉地区更寒冷，西周中叶以后气候也比较寒冷。气温的大幅下降，继而来之是干旱、冰雹等异常天气，天气异常引起了自然环境的大改变，草原、农田的生产受到巨大影响，人的生存受到很大威胁，居住西北的戎狄开始向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迁移，开始掠夺甚至占领农耕区，以维持部落的生存。

与此同时，在经过“成康之治”后，周朝的强盛达到了顶峰，周穆王自恃国力强盛，不满以守成之君示人，也继承父志，积极开疆拓土、征伐四夷，欲重塑王朝威信，建立一番功业。故一改以往“德化怀柔”“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对西北的犬戎也以“不享”之理由加以征伐。《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此次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并不认同，穆王不听祭公之言，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正如《周语》所载：“自是荒服者不至。”周穆王迁戎于太原，自此后西戎叛周者甚多。

太原在文献中也常作“大原”，大、太音义皆通。顾炎武通过考证指出：“《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戴震在其《毛郑诗考正》中根据顾炎武的考证进一步断言：“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凉府固原州。”综合来看，太原包括今固原、庆阳、平凉一带，犬戎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但其中心区域始终在太原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