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固原地区作为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和巩固其西北统治的战略要冲，先后派胡宗南、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等部重兵盘踞。国民党地方党、政、军、特、宪与地主、豪绅相互勾结，采取一系列反共反人民措施，在固原的统治更加黑暗与残暴。

成立特务组织，强化法西斯统治　从1946年开始，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部署下，固原地区各县除加强县党部的组织活动外，同时成立特联汇报委员会，下设民政、军事、教育3个组，这是一个以职业特务为核心成员的特务机构。委员会主任由各县县长或党部书记兼任，另设专职汇报秘书，配有无线电台等通信联络器材，直接与省保安司令部特汇室联系。委员由专门训练后的乡镇长以上骨干充任，平时分布在各个乡镇，专门收集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情报，对陕甘宁边区过往人员进行监视，并按省特汇室指令实施逮捕和镇压行动。1946年9月，中共陇南工委孙作宾及海固工委陈致中、马思义、赵崇德等带领300多人，翻越六盘山去陇南迎接从中原突围的中原解放军时，西吉县特联汇报委员会、白崖乡乡长马国瑗将这一情报上报给甘肃省特汇室，使武工队遭受重大损失并撤回边区。1947年6月，海固工委派地下工作者李占荣去西吉开展工作，被西吉县特联委员马万春发现并监视告密，李占荣遭敌人逮捕。

1948年春，各县又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每县委员50人以上，将社会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都纳入其中。戡乱建国委员会与原有特务组织及一些特务外围组织交织一起，将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严密监视，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甘肃特侦站固原组特务巩兆丰和马国瑗勾结一起，将西吉白崖村农民马国林等四人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监禁一年有余。1949年4月，中共甘肃工委派往隆德工作的马汝英，被国民党隆德县党部书记郑崇德发现，将马汝英和中共地下党员安克礼逮捕，同时逮捕的还有革命群众韩世武、杨顺池、陈满仓、王永恩、张洪仁、马杰山、秦兰亭七人，他们被解送兰州，最终惨遭杀害。

修筑封锁线，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　国民党在固原先后有五十七军丁德隆部、十七军高桂滋部、二十八师徐保部、新一旅黄泳赞部等接连驻防，封锁边区。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固原县自卫队中队长刘骏仁、独立区队长张廷杰、万安乡自卫队队长卢建祥等与国民党八十一师马鸿宾部一七九团团长马殿邦勾结，进攻环县三岔区，驻三岔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被迫转移。国民党反动派随之调骑二旅白海风部、四旅陈淑钵团、新一旅吴兆元团驻扎三岔一带，进行严密封锁，使边区党政组织和边区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国民党固原政府的“以马代丁”1949年初，蒋介石在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兵源奇缺的情况下，加倍征兵，仅固原县就派兵2500名，其中2000名补充马步芳部，500名补充马鸿逵部。国民党固原军政人员倾巢出动，见人就抓，群众纷纷逃散，田园荒芜。由于当时社会上和农村中青年壮丁全部被抓或避兵外逃，无人可抓，国民政府巧立名目，采取“以马代丁”的办法强行征收，即将兵役人数确定后变成马数，再按马价折成银圆向群众强行摊派，盘剥人民血汗钱。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固原当局建立民团和自卫队拥兵自保，借配发胡宗南所留武器的机会，成立固原步兵团，国民党固原县党部书记刘克礼亲任团长，向全县群众强行摊派银圆3万余元，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弃家外逃，甚至有人被逼自杀。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税赋方面加大对人民剥削和勒索。1942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由折价征钱改为征收粮食，固原县仅农业正、附税两项，由原小麦5349石增至16593石。1943年，每石田赋又配征军粮1石，带征公教粮3斗，全县征粮37064石。1946年，甘肃省政府命令田赋实行征一借一，固原征粮增加到74292石，是1942年初的13.9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敲骨吸髓的横征暴敛，还远不敷反革命内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僚阶层挥霍需要。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引起通货膨胀，1948年8月，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至1949年1月，五个月物价指数上涨11724倍。6月，1枚银圆兑换金圆券5亿元，金融完全崩溃，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国民党军政人员在败退前大肆贪污　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取得扶眉战役胜利之后，展开八百里陇东追击战。固原各县国民党军政机关土崩瓦解，贪婪成性的政府要员在逃走之前大肆贪污。国民党固原县长郭秉武、党部书记刘克礼召集国大代表刘家驹、胡俊德和参政的地方绅士马连山等人召开“分金会”，将全县征收的1.5万元枪价款兑换成黄金，私分私吞，其中县长郭秉武将一半银圆装进私囊。国民党隆德县县长邱鹏程逃跑时与自卫队大队长郭云程合伙贪污枪价款4500元。国民党海原县县长刘宗尧和自卫队长田凤鸣合伙贪污枪价款1万多元。其他各县军政要员也把盘剥来的款项私吞贪污，携款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