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之后的固原经济社会

乾隆以后，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清王朝吏治败坏，军纪涣散，官员贪贿成风，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负担增加，一度缓和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社会内部危机四伏，国势由盛转衰，积弱败亡之势已经形成。当时的甘肃州县枯瘠，民不聊生，地方官员日肆诛求，剥削闾阎；固原提督胡超克扣兵饷，置办戏装，置汰名粮，畜养优伶，不时唱戏宴客；各署官员结拜弟兄，酒食征逐，醉后谩骂，毫无局面，所有花费，全从司库项内开销，官员腐化达到极点。^[11]

陕西回民反清运动被统治者转移视线，进行反面宣传，扩大事态，挑动和制造民族矛盾，土匪、叛军、溃卒相继蜂起闹事。据《隆德县志》记载：十年浩劫，“井邑俱荒，水涸草枯”。顺治年间隆德县有347户共4384口人，生民稀疏，到道光年间，“版图恢廓，庐舍渐密”，近200年时间人口达到了28360户共210000人。从同治年间到宣统末年的30余年，隆德县人口降到10107户35656人。同治以后，清王朝内外交困，西北地区荒旱频仍，百姓垦殖无资，耕种乏畜，同治四年至七年（1865—1868）的自然灾害极为惨烈。黄河上游地区接连4年春夏连旱，固原地区的隆德、固原（原州区）“大饥”，有的“人相食”，有的“饿殍载道，状极惨悯”，有的“十室九空，将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者无数”，农村经济几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