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和丝路贸易
隋唐五代时期的固原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必经之地，也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从这里往北沿清水河谷而下，经固原同心县到中宁县，在中宁东渡过黄河，东可到灵武，西可到凉州。由固原市往西南，到固原西吉县的将台堡，由此沿葫芦河南下，经静宁、秦安可到天水。同时在固原境内，有两条重要的“国道”，原州道—宁州、原州道—泾州，两条道路纵横贯穿其中，各州县之间的道路又与大道连接起来，形成了纵横交织的交通网。
原州道—宁州，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路段，是安史之乱以前原州（今固原市）通往宁州（甘肃庆阳市）的重要途径。其线路大致沿茹河河谷向东，直抵宁州。隋唐时期进攻突厥，有几次都是从宁州发兵，取道茹河河谷前往原州。在原州被吐蕃占领前，唐人仍然称之为萧关道。安史之乱以后，沿茹河的道路地位降低，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道路先后被吐蕃阻断。广德元年（763）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等十余万人沿萧关道大举南下，一度占领长安。此后又多次沿着这条路南下，原州、庆州境内的许多关隘先后陷落，原州治所也从高平（今原州区）迁移到临泾，萧关古道中断。大中三年（849）萧关道再次通畅，但已今非昔比，非常冷落。五代时期固原为吐蕃、党项部族所据有，政权建制消失，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萧关道已名存实亡。二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西北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丧失了昔日的辉煌，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指南针广泛使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衰退，使萧关道的地位和作用大为下降。
原州道—泾州。北朝至唐朝前期，从固原经过茹河、洪河（红河）、泾河河谷到达泾川，接着东行到达的道路十分通畅。万俟丑奴从高平进攻泾州就是走的这条道。隋唐时期，几次出兵进攻突厥时，也曾以此道作为行军路线。唐肃宗从安定经乌氏驿过彭原，走的也是这条道路。据文史工作者的实地踏勘，发现北朝隋唐时期从固原沿茹河河川东行，经过彭阳县、甘肃镇原县至蒲河与茹河的交汇处，再向西南沿着蒲河西阶地南行，就到达洪河谷地，这里是洪河与泾河二水汇合处，直达今泾川县城，沿途不但有古道遗址，还有古渡遗址，其路线与今天的西兰公路走向大体一致。
伴随隋唐帝国与外界交往的不断加强，固原地区的丝绸之路愈加重要。隋唐王朝对突厥、吐蕃人的战争，实际上是在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因为道路的通畅程度，关系到隋唐两朝政治的兴衰、外交的成败和军事上的进退。从这个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也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关注的。
固原地区的丝路贸易存在特殊的互补性，这里的市场不仅具有民族色彩，甚至带有国际贸易的特色。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不仅汉人所生产的绫、罗、绣、绢、丝和金、铁等大量输入西域，或由西域再运往西方，西域各族的特产如名马、玉带、葡萄酒等也传入内地。由于经济交流频繁，固原地区成为当时有名的丝路贸易城市，西域商人很多。
隋朝固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隋文帝对丝路实行保护政策，炀帝时，令裴矩驻河西走廊张掖，监理中西贸易。为从中谋利，鼓励胡商到京师贸易，6世纪末，丝绸在欧洲价比黄金，每匹丝绸可卖1到4千克黄金，高额利润驱使下的丝绸贸易迅速升温。聚居原州的粟特人自古就是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这一时期极为活跃，在固原同期考古中多有相关遗存发现。隋朝大规模地开发西域，揭开了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展示了隋朝的强盛和国威。在隋炀帝君臣的努力之下，开拓西域，打通和经营丝绸之路取得了很大成效。唐朝时期，政府有效地掌控了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固原与西域及西方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固原的主要是原居住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的粟特人及其他外来族群。他们对固原地区长途商业贸易产生了直接影响，扩大了贸易范围和经济文化交流。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父子计利”“争分铢之利”，以财富多少衡量其社会地位，形成了积极经营商业的民族传统，从事商业活动者几乎占到其国人口的一半。他们跨越千难万险，往来于各大文明中心之间。古代中亚与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交往，也经由丝绸之路通道展开。由于粟特人在大大小小的绿州上建立大小不同的城邦，自古以来就是商海能手。他们积极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从事丝绸等东西方珍贵物资的中转贸易。固原地区也曾有粟特人为主的粟特聚落，他们因贸易或其他原因，迁徙定居固原，形成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粟特聚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考古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在固原城南郊发掘过8座粟特人墓葬，出土过大量具有中亚特色的珍贵文物。固原南郊隋唐粟特人墓地，墓葬等级高，有墓志、壁画及其他珍贵文物出土，见证了史姓粟特精英的显赫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实力。其中，史射勿墓出土有波斯银币、金带饰等异域风格的文物。这些文物的出土，印证了隋唐五代时期固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固原境内民族流动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隋唐五代时期的固原文化甚至有较浓郁的国际化特征。
固原隋代史射勿墓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从萨珊银币、玻璃器、金银器等奢华物品中，可以看出当年固原贵族生活之奢靡及韵味十足的异域风情。在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其商业贸易涵盖范围十分宽泛在各个丝路沿线节点，都有其贸易市场、货源地、物资和后勤补给站、商品转运分销中心等据点，而贸易往来必经之地的固原，自然云集着大量粟特人，或经商，或定居，或农耕，或征战，或靠歌舞、养马、语言等技艺谋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固原，并对固原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王朝为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往往在中央及地方设有翻书译语人一类的官职。唐代长安的译语人就是这样一种官职，主要见于鸿胪寺及中书省两个机构中，职位虽不显，但在各个接待环节都必不可少。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常由胡人担任，其在处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政府的译语人，主要由精通胡、汉语言的粟特人担任，因为常与官府打交道，其地位高于一般的粟特商人，他们在唐王朝与周边诸国的交往以及中外贸易、文化交流活动中扮演中介人的作用。
据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土的《史诃耽墓志》记载，“奉敕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直中书省翻译如故”，史诃耽就曾任中书译语人，且前后任职长达40余年之久。他在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对外开放及对外交往方面，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按照陆路丝绸之路的走向分析，固原的史姓家族一定是经过河西走廊逐步来到固原境内的。
在粟特昭武诸国地区，从唐高宗永徽至显庆年间，陆续在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设置了康居都督府（府治萨末鞬城，今撒马尔罕城），在石国设大宛都督府（府治柘折城，即今塔什干城），在安国设置了安息州（治所在阿滥谧城，今布哈拉）等。西域各地的羁縻府州，在武则天长安元年（701）以前，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改庭州为北庭大都护府，将昆陵、濛池两都护府所辖的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原西突厥地区的府、州、县，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将安西大都护府辖区划小，只管天山以南和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等地的府、州、县。由此开启了粟特地区归附大唐管辖的历史，之后，中粟关系更加密切，双方之间的文化和商业贸易一度非常频繁，也进一步促进了粟特人大量进入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沿线的固原地区。
两大都护府还在东起伊州（今甘肃敦煌西），西至碎叶的交通路线上，设置烽燧、驿站，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畅通和商旅、使臣的食宿。曾经到过西域的唐朝诗人岑参就有“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诗句。他还有一首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完整的驿馆、烽燧系统，大大促进了内地与西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的来往。
唐代，葱岭以西的昭武诸国人，大量寓居河西至长安许多地方，固原也是其停顿、留寓、居留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康、安二姓，在政治、文化艺术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不少是当时显贵，据固原史姓人家族墓地出土的墓志显示，其祖先是史国王室。
唐代的丝织业、陶瓷业和金属铸造业都很发达，这些产品成为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由于唐朝实行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许多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中原内地经商，其中不少域外胡商经过固原，甚至举家携口长期定居在固原地区。固原成为当时亚洲各国商业往来的重要城市，经济活动和商业贸易异常活跃。外贸输入的主要是奢侈品，用来满足贵族和统治阶层的贪欲和享受生活，与改善人民生活无关。但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固原商业贸易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固原的商业贸易城镇的地位由此奠基。
商业贸易的发展吸引了大批西方种族人群进入固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韩康信先生指出，固原的西方种族成分最可能而接近的来源首先经新疆的丝绸之路逐渐向东移而到达中国的其他西北地区。据统计，从九龙山—南塬墓地北朝、隋唐出土并经鉴定的人骨个体共48具（男25、女23），而九龙山—南塬C组10例个体即占了其中的20.8%。可以窥测在这个历史时段已经迁移至此的中亚人口或已有相当规模。这也可以印证固原地区当时应该是有大量粟特侨民定居的粟特聚落存在。此外，据韩康信先生考证，在固原地区几处汉代墓地的人骨中尚未见到西方人种的成分，这或可暗示这些东迁人口进入固原地区的时间可能较晚，大概在北朝前后至隋唐五代时期更多。固原境内的这些西方种族大概是在秦汉以后的较晚时候陆续进入，由少到多并有相对集中在固原地区栖居的现象。
总之，隋唐时期以史氏家族墓地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群主要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多种体质类型的人群混杂交错，成为固原地区汉唐时期人群构成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