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石窟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其中石窟寺佛教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北朝经历了140年，其宗教政策受到政权需要的影响。有利用价值时，放手扩展，失去控制时，则残酷打击；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南朝更激烈，致使佛教的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

丝绸之路的凿通，加强了中国和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佛教传入中国，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也进入固原传教。在西汉时期，霍去病西击匈奴，夺得匈奴的祭天金人，后又迫使浑邪王率众投降，西汉政府将这些匈奴人安置在安定、北地等五郡。因此有人认为，匈奴先于中原接触佛教，祭天金人即佛像，匈奴人可能最早把佛教信仰带入固原地区。东汉时期，大量的羌人迁到北地郡、安定郡，这些纵横西北的羌人，成为佛教在固原的实际传播者。十六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崇佛。民众为了逃避繁重的租役，纷纷营造寺庙，竞相出家。北魏时期，魏文成帝下诏重兴佛教，起用凉州僧人昙曜为沙门统，组织、推动铸造金像，开凿石窟。开凿石窟寺和广泛流入民间的佛雕造像（金人）也成为佛教在固原地区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承明元年（476），他为其父亲资福，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数百人，又到永宁寺听讲经，下诏书允许高僧一月三次到宫殿讲论佛经，强化了佛教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作用，把僧尼推上了稳固的特权地位，他的倡佛对民间信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北魏末年，佛寺已达3万余所，僧尼200万众。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和奴隶、佃户获得经济收入。以须弥山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多数开凿于北魏时期，并且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繁盛一时。

须弥山石窟是西域和中亚文化沿丝绸之路在固原留下的文化遗产，现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山石窟坐落在固原市区西北55千米处的须弥山东麓，是六盘山向北延伸的余脉。这里峰峦叠嶂、青山巍峨、峭壁林立、苍松挺拔、花草掩径、深涧峡谷、流水潺潺。石窟开凿在长约2千米、宽约1千米的五座山峰的八个山崖上。现存洞窟130多座，大小雕像315尊，佛龛113座，中心塔柱16个，是标准的北魏中晚期流行的造像艺术风格。开凿于北周时期的石窟有圆光寺、相国寺等窟，现尚存有造像的主要有6个窟，这些石窟以平面方形的中心塔柱窟为主，这样大规模的石窟，在北周废佛时期开凿完成，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主室后壁长方形佛坛上并坐的3尊大佛，高达6米，气势雄伟，为我国石窟艺术之杰作。另外还有开凿于北朝至明代时期的西吉县火石寨扫竹岭石窟、蝉佛寺石窟，隆德县风岭乡八盘山石造像，泾源县新民乡的石窟湾石窟，原州区张易镇的南、北石窟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的盛况及其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古代固原的文化与宗教。

除石窟寺、佛塔外，还发现和出土了很多石、铜、玉佛造像碑和鎏金、铜等佛造像。例如1981年在彭阳县新集乡出土的北魏前期的8件佛造像（现存固原博物馆），其中一件造像的左侧至背部阴刻有“使持节假镇西将军镇军将军西征都督泾州□戎县开国子金神庆敬造石像二区，建明二年二月十七日”题记，此造像碑面内容安排紧凑，疏密得当，层次分明。佛、菩萨、弟子等内容随意变化组合，显得整体完美，表明了艺术家们已经熟练地掌握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雕铸手法，又创造出新的、精美的造像雕刻技巧。1985年在彭阳县红河乡出土的9尊北魏时期石造像，高为18—30厘米不等。造像材料系用白色滑石雕凿而成，石质细腻柔软，人体比例适中，雕刻技法娴熟，衣纹线条流畅，工艺水平较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北魏佛雕造像之特点，整体造像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浑然一体，体现了当时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