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与畜牧业

固原作为连接中原和西北边塞的边地，秦汉时期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设置加强管理的同时，农业和畜牧业、交通建设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发展。汉代，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推动着固原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迁。西汉时期，安定郡及其周边地区长期驻扎重兵，养兵主要依靠移民屯田和发展农业。西汉政府对于移民屯田给予了多种政策的鼓励，如招募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移民、减免赋税、政府提供免费的铁农具与牛耕、兴修水利工程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获得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大开发。安定郡及其周边地区是典型的民族杂居之地，这里本来就是水草丰美之地，非常适宜畜牧业的发展。此外，安定郡驻扎大量的骑兵，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推进，内附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羌等，皆善于骑射，因而发展畜牧业更有其军事上不可比拟的价值。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交相辉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横贯西北的中西交通的开通，促进了固原地区频繁的民族交融与繁荣的民族文化，使得固原社会历史变迁拥有了多元化色彩，为民族文化的繁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农业方面，秦始皇派蒙恬收复河南后，沿黄河置44县，往长城以北地方移民来戍守边地，一些有农业技术的谪戍者一边戍边，一边屯垦，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到西汉时期，朝廷多次徙民至固原地区，迁徙来的移民多为有较高农业生产技术的贫苦农民。汉代推行“代田法”“区种法”，取得了粮食增产的显著效果。粮食生产还得力于铁制农具的传播及大量使用，固原、彭阳、隆德等地均出土汉代铁铧，证明二牛抬杠犁法普遍使用。

秦汉时固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达到了相当娴熟的水平。1968年在秦长城以北的固原头营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鼎、提梁卣、壶、剑、戈、镦等。鼎为圆腹，马蹄形足，附有双耳，高17厘米。另有一错银铜镦，细腰圆筒形，高6.9厘米，上端有（孔洞），可以装入戈、戟。在铜镦的外表及底部，有银丝镶嵌的图案。铜器上镶嵌金银丝，为一难度较大的铜器制造工艺技术。

冶铁业在西汉时发展了起来。在固原蒿店汉代遗址中发现铁块和铁矿渣。在隆德县城发现汉代铁鼎，口径约80厘米，深60厘米。在泾源县果家山汉代遗址中出土铁釜。可见，此时固原地区已使用多种铁制农具和生活用具，由铁块、矿渣分析，当时铁器不仅由内地带来，而且本地也可以制造。铁制犁的使用，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在固原发掘的汉墓群中还出土有陶牛。东汉政府为了发展农业，加强边防，保证粮食供应，继续推行大力浚渠屯田的措施。

固原地区的畜牧业，是秦汉时期的重要产业。在战国时期，六盘山周边聚居着大量戎族，其中包括乌氏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前337—前311），在乌氏戎族的主要居地设立乌氏县。其时，六盘山水甘草丰，适宜发展畜牧经济。秦统一六国时，著名商人乌氏倮通过与关外戎王进行贸易，成为乌氏当地的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不计其数，为秦政府提供了充足的马、牛等战争和生活物资，既保证了秦的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满足了秦王朝的其他战事及工程、运输等需要。这种对秦国的政治、经济上的贡献完全可以和军功相比。所以当全国统一后，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并勉励他继续努力，秦始皇便赐其为“比封君”，给予他优宠待遇。

西汉初期，朝廷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百姓努力发展生产，战争造成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漠北的匈奴经常南下掠夺牲畜和财产，固原首当其冲，生产建设不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漠北的游牧民族到这里定居后，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互相交流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经验。西汉王朝重视畜牧业的生产发展，朝廷在边郡设置6个畜牧业管理机构——牧师苑，其中有5个就靠近固原。官府鼓励边民养马，还贷给母马，以繁殖马匹，三年后归还，10匹母马还官府1匹小马。同时，政府十分重视扶持匈奴民众的畜牧生产，安置归顺的匈奴人从事畜牧业。由于政府政策措施得当，北地等郡出现了牛马遍野的繁盛景象。

东汉时期畜牧生产也有较快发展，安定诸郡出现了“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2]的繁荣局面。固原等地已变成“饶谷”“多畜”并称的半农半牧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畜牧业丰饶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东汉时期农、牧经济的交替发展。

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分工与交换，必然引起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商业发展还要求城市建设的相应发展。西汉时期的城市不仅是军事要地和政治中心，也是经济聚散地。固原、彭阳等地都有汉代城址。汉代城址中还有建房用的砖、瓦及用于城市供水、排水的井圈、圆形、五角形陶水管。

交通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首先表现在城市的设施更臻完善上。固原的东汉城址中，城市建筑材料有卷云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瓦当、绳纹板瓦、铺地花纹砖和铭文砖等，有的砖文刻有“大富昌、乐未央、子宜孙”等吉祥语。另外，还发现有陶井圈、陶管道，城市的供水、排水设施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