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与宗教

三、民族与宗教

明代的固原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主要有汉、回、蒙古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在这里交融交流和发展,尤其是明王朝对归附的蒙古族后裔采取“因俗而治”包容政策,“土达”因袭旧俗,遂水草而居,在水草丰美的清水河和葫芦河流域过着较为安逸的游牧生活,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边适有警,朝廷亦藉其力,彼所以为生,惟马、牛、羊诸畜耳。”在多民族的交融生活中,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寺庙文化成为当时一大特色,为了便于管理宗教文化,固原州政府在州城内设置了僧正司、道正司、阴阳学等管理机构。固原州辖区内修建了城隍庙、上帝庙、兴福寺等30多处佛教、道教寺院和硝河、沐家营等清真寺。须弥山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活动再次兴起,宣德年间(1426—1435),两次大规模修缮大佛楼。固原各级军政人员、社会贤达、信士、僧侣和庶民数万人参加了大佛楼修缮活动。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赐名圆光寺,佛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明代还修缮了莲花山昆峰寺、石峰台兴龙寺、张易南北石窟、三关口关帝庙、扫帚岭道观、东西朝那湫龙神庙等佛道教胜地,使佛教、道教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通过宗教的精神力量,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时期,固原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固原州内著名的清真寺有五原山(今原州区二十里铺拱北)、兴隆镇、黄铎堡南城等清真寺,其中五原山寺内所存碑文记载,明代定国公徐达、都御史赵廷瑞、三边总制杨一清、广西柳州提督马雄等都为修建五原山拱北出过资。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是回民和土达(蒙古族),形成了今海原县脱烈堡、原州区丁马堡等一批以回民为主体的信教群众聚居的村庄,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特色浓郁的饮食、婚姻、丧葬、信仰等风俗习惯,将宋明理学与蒙古文化、阿拉伯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2]《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3]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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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薛正昌:《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8]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9]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佘贵孝、郭勤华:《固原历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1]固原市地方志办公室:《固原市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曹大为等总主编,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史卷》,学苑出版社,2018年版。

【注释】

[1](明)董伦等:《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2](明)董伦等:《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3]嘉靖《固原州志·创建州治》载:成化三年(1467),开成县陷落;万历《固原州志·地理志》则记:成化二年(1466),开成县陷落。

[4](清)夏燮:《明通鉴》卷四十六。

[5](清)张廷玉等:《明史》志卷六十七。

[6](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卷三十四。

[7](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卷六十六。

[8](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9]万历《固原州志·建置志》;而《明史》本纪卷十一、《明通鉴》卷二十五则载:景泰二年(1451)五月,城固原。

[10]嘉靖《固原州志·城池》。

[11](清)张廷玉等:《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一。

[12](清)夏燮:《明通鉴》卷八十一。

[13]刘重日等著:《中国史稿》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6—497页。

[14]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丁编(下)》第十本,国家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

[1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明)杨一清:《杨一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