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与屯田

明初，农业的恢复，主要是通过移民和军队屯田实现。这是明朝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它不仅为明朝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而且促进了人口和耕地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布局的历史性大调整，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移民垦荒运动与明朝的统一大业同步推开，到永乐末年（15世纪初）运动基本结束。明初，移民的对象主要是两类六种人。第一类是被划入威胁新政权的敌对势力，包括元朝时的官吏与将士、塞外边民、江南豪门地主、群雄残余势力、罪犯；第二类是一般农民，主要是无田贫民和流民，他们是移民的主体。洪武年间（1368—1398），有数字可考的移民为160余万人，实际可能达到300万；永乐年间（1403—1424）有数字可考的移民为35万人，实际可能达到了60万。

洪武初年，徐达攻克开成州、广安州等城池，着手调整行政建制和行政区划、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开始在开成州等地招募兵员，扩充军队。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明廷任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统帅大军南征云南、贵州、四川等，尽快完成全国统一。在南征大军中就有数万青年来自开成州辖区内的开城堡、柳树巷、柳树湾、寺口子、李旺堡等地。他们中间有汉民，也有回民。南征任务完成后，这些将士便留居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屯田运动，为大西南地区的开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明王朝有序开展建设发展大业的过程中，北元势力直接威胁着明朝的长治久安。明初，对北元多次用兵，但均未荡平边患，所以明王朝不得不改变对北元的策略，多次派遣使臣通好，但这一羁縻政策收效不大，特别是北元政权瓦解后，分裂为三部分，去中原文化趋势非常明显，并经常侵扰明朝北疆，明朝被迫修筑长城，并在长城沿线设置重镇（九边重镇），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固原就是九边重镇之一，后来又成为三边总制府所在地，明廷多次从各地调遣重兵入驻固原，从而使固原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驻守固原的外籍将士常常保留在六七万左右。他们战时抗击鞑靼进犯，平时屯田。

明太祖本着“寓兵于农”的思想，命令军队开展屯田，军队担负起了军事防御和农业生产的双重任务。为了协调两项任务，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对屯田兵卒比例作出规定，要求留三分之一兵卒守御城池，其余全部屯田种食。以后又多次作出补充规定。据《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记载：洪武年间（1368—1398），军屯总计达“八十九万九千余顷，总计得余粮二千七百万石，则是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之所远，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也。军多为农，故虽额设数百万，而不见冗；食出于军，故虽岁费数十万，而不其匮”。

秦担任三边总督时，在固原以北募人屯田，据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卫屯田1233顷45亩，每年征粮7437石、马草11157束。西安州守御千户所屯田300顷，每年征粮1800石、马草2700束。镇戎守御千户所屯田300顷，每年征粮1800石、马草2700束。平虏守御千户所屯田300顷，每年征粮1800石、马草2700束。以上四地共屯田2133顷，每年征粮12837石、马草19257束。据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州屯粮由4445石上升到6511石，屯草由3261束上升到8537束，分别增加了46.5%、162%。另据嘉靖《平凉府志》记载：隆德县垦田584顷，每年征粮3672石、马草2491束。

军民屯田成为开发田地的一支生力军，对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快了土地的开发，构成了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了历史上的屯田制度，使屯田在明朝历史上创造了富有成效的发展农业经济的道路。到万历年间（1573—1620），固原有民田6895顷、屯田4816顷，广袤的耕地为农作物种植提供了基础。嘉靖《固原州志》记载的谷类、果类、蔬菜类分别为19种、8种、19种。万历《固原州志》记载的谷类、果类、蔬菜类分别为23种、8种、18种。其中，谷类中麦类作物有大麦、小麦、荞麦，豆类作物有豌豆、扁豆、大豆、黑豆、小豆，谷类作物有白谷、青谷、黄谷、红谷、黏谷，糜类作物有白糜、红糜、青糜、黄糜、黑糜、黏糜，油料作物有胡麻、麻籽、菜籽、苏籽。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充分说明明朝农业生产的发展比较进步。另外，明朝注重灌溉农业的发展，在彭阳县红河川等地推行引水灌溉技术，提高了粮食产量。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对明朝固原农业发展还不能作出定性和定量分析，正如中国现代著名经济史家许涤新所说：“经济史不作定量分析，往往流于空洞、抽象化、概念化。不作定量分析，也就可以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局部看成一般，把次要因素当作主要因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