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从隋朝开始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隋朝以前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选拔官员制度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机会成为官吏。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被称为八股取士，后于清朝末年废除。

隋灭之后，李唐王朝对隋文帝创立的科举制度采取了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的措施。唐王朝继承隋代开创的科举制度，始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开科取士，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科举制，使科举制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

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于贞观元年（627）颁诏扩大科举制，当时全国“盛开选举”。一是增设考试科目，扩大选才渠道。二是对考试时间和地点进行改革。三是扩大进士科，提高进士进身之阶。四是首创面试和笔试。五是改革科举，把选人用人大权集中到中央，防止士族垄断政权。另外，科举制度迅速发展，武则天也有一份很大的功劳，她作为一个女政治家，不仅管理国家数十年政绩显著，还通过改革科举制度，创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和尝试选拔女官，也是一大历史进步。

严格意义的科举制是以进士科为主要考试科目，进士科举在唐代确立也意味着科举制在唐代得到确立。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按《文献通考》卷二十九所载《唐登科记总目》，此年取中人数为秀才1人、进士4人。从此，唐代几乎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在唐代289年间举行的266科中，除贞观十九年（645）、麟德二年（665）、景云二年（711）未录取进士外，其他264科皆有进士及第者，共录取进士6642人，每科最少1人，最多79人，平均每科约有25名进士及第者。科举制推动了学校教育，唐代继承人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六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二馆”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地方学校有州学、县学、里学、乡学，还允许私人办学。

中唐时期，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族地主和唐初功臣贵戚集团均衰落，跻身上层行列的新贵们，其政治地位不稳，当时出现了“诸大官身亡之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16]这使许多上层人士认识到按才学标准培养子弟的重要性，所以高级官员的子弟转向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增多。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都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解决，与贵族子弟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更具备担起这重任的条件。唐代宗时宰相常兖提出“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17]，此后，及第进士大量进入高级官吏行列。贞元、元和之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要，十数年间，拟迹庙堂”。^[18]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纵观隋唐时期的科举选才制度，及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风气，对固原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地士庶百姓受益匪浅，某种程度上直接提高了本地的文化及教育水平。

虽然这一时期固原的学校教育无法考证，但从固原走出的文学家梁肃身上能够折射出当时的教育情况。梁肃（753—793），字敬之，又字宽中。为唐代著名文学家，被称为一代名儒善士。梁肃幼年时，正值安史之乱，唐朝内忧外患，社会政局动荡不安，十岁时又遇吐蕃南下统治固原，梁肃便随家“窜身东下，旅于吴越，转徙厄难之中者，垂二十年”^[19]。他在十三岁之前所写的辞赋就得到唐代大臣、文学家李华、独孤及等人的赞赏：“始见其文，称其美”，这说明梁肃童年时代在固原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梁肃中“文词清丽科”进士，同年夏，梁肃升东宫校书郎，擢太子校书郎。后因其母年老多病，辞官返回江南。贞元五年（789）诏梁肃以监察御史征还台，第二年加翰林学士，领东宫侍读之事，为皇太子诸王侍读，史馆修撰。梁肃在担任翰林院学士期间，还重视选拔人才，贞元八年（792），兵部侍郎陆贽负责贡举之事，举荐并佐助韩愈、欧阳詹、李观、李绛、崔群等一代名士登第，时称“龙虎榜”。正如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中写道：在他考取贡士两年后，才知道“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矣。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