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固原的影响
佛教是沿丝绸之路传入固原地区且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宗教。它对当地人的世界观、生死观、善恶观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观念和理论的践行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事实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限于固原所在的西北地区，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均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异域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逐渐碰撞、交流并不断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融入中国文化 西汉初年，匈奴不断南下进入中原，固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通道。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析北地郡西北另置安定郡，辖21县，郡治高平（今固原），其中乌氏、朝那、三水及月氏道全部或部分在固原境内。两汉之际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一度兴起，建立贵霜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并派僧人到中国境内传讲佛经。大月氏人对佛教东传中国，沟通中西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月氏所处的地理位置正是横贯中亚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早期对佛教传入中国起关键作用的高僧，事实上并非来自印度本土，而是大量来自月氏国的僧人。月氏人不仅把佛教传入中国，而且与中国及西域各国有着政治上的往来，同时还与中国及西域各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与欧亚各国通商贸易的过程中，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等，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等都要通过大月氏运输。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月氏后裔不断地由西域向中原内地徙居，并且在徙居过程中逐步接受、学习儒家文化，民族特性淡化，只留有支姓这一姓氏特征。
隋唐五代时期是佛教哲学与儒学逐渐融合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和成熟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上有一种开阔的胸怀，学者认为有唐一代，就学术思想而言，最重要的是佛学的繁荣。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期，大多数统治者是积极提倡佛教的，他们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做佛事、广给布施，并赐予高僧以爵位，因而佛教在隋唐两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宗派佛教。著名的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等。
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已由域外神佛思想逐渐演变为中国本土的人间佛教。中国佛教完成了此前各种派别理论的总结，佛教本土文化中自成体系的僧团纷纷出现，各具特点又规模空前庞大，信众中下层人士也越来越多，并且新的教派不断涌现，从而使汉传佛教发展到了黄金时期。唐代佛教的兴盛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帝王，除唐武宗外，大都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特别是武则天借助佛教僧侣的帮助登上帝位，在她执政时期佛教获得了巨大发展。
禅宗对固原影响 唐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获得了巨大发展，禅宗在固原的地位非常重要，迄今为止，固原地区最深入人心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和净土宗，而对于一般信众来讲，禅宗的影响更甚于净土宗。此外，密宗的某些影响对近代固原佛教也是比较显著的。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结果”。[20]禅宗倡导一种极为简易的修行方式，其观点与儒、道义蕴多有相合之处，因而能迅速风靡固原及周边地区。
须弥山石窟大佛
禅宗的伦理规范基本上吸纳了儒家思想，非常贴近中国人的思想、心理和习惯，从而扩大了佛教的传播和影响。禅宗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文人士大夫的加入，他们赋予了禅宗中华文化的神韵，在精英阶层形成了参禅悟道的社会风气。徙居固原的粟特人中有很多是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显赫的上层精英人物，他们更愿意向固原乃至中原的上层社会靠拢，禅宗就成为双方顺利地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融合的媒介。对本身有祆教或摩尼教等其他宗教文化传统的入华粟特人来讲，禅宗宽松自由的信仰要求和较少的礼仪程式等，不会给他们造成学习和模仿上的巨大困难，相反，少有烦琐的宗教程式和束缚，为他们信仰佛教降低了文化和宗教的门槛。他们不需要过多改变，甚至很少改变，就可以实现与固原地区的人们在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上的融合，可以得到实惠的精神安慰和社会参与等。处在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上的固原，也是丝路商人云集之地，热闹的市场、流动的人群和浓厚的商业气息，都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信众和财物等支持。对于弘法僧人而言，他们需要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在许多情况下，商人也承担了传教者和供养人等身份。
固原佛教是西北地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主要流行的是大乘佛教，禅宗、净土宗、密宗、藏传佛教等均有流传，境内的佛教遗迹和遗存十分丰富，具有年代跨度大、佛教石窟寺遗迹多、洞窟规模庞大和艺术精湛等特点。显而易见，立意越浅显的说教，越容易为群众所领略，因而也越容易传播，在这方面，禅宗更是后来居上。净土宗在固原的流行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今在固原东岳山神庙里，还能见到居士们绕寺院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旋转礼拜的场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固原佛教净土、禅宗双修，且逐渐开始合流。禅、净合流（亦作禅净合一、禅净双修等）是宋明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固原地区的佛教寺院里大都有禅宗、净土共同崇奉的传统，固原东岳山佛教寺院的墙壁上写着“禅”，但是寺院里僧人们口诵念持的却是“南无阿弥陀佛”，还有很多寺院墙上、建筑上也刻写或印有“南无阿弥陀佛”，却号称“禅”寺的现象非常普遍。
佛教成为固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多元开放的文化传统，固原地区成为佛教早期传入地之一，但是史籍记载和石刻资料匮乏，至今已弄不清具体的传入时间。根据前文所述佛教传入中原内地的时间及佛教传播路线推算，佛教传入固原地区只会更早，也就是至少在东汉后期即已传入固原。
佛教在固原地区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形式是：石窟寺的兴建、佛雕造像的兴起、僧侣讲经弘法、翻经译典等佛教活动的开展。佛教早期东传过程中，固原承担了二传手角色，这与其所处的边塞环境密切相关。固原佛教并非直接传自佛教的诞生地——印度，而是由多民族的僧侣和使节等，经过西域诸国辗转传来。因此，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和地理空间转移的进程中，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不断的地方化和民族化，才缓慢传入固原境内。因此，固原佛教与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之间，在其传播之初就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固原地处边塞，境内居民多元复杂，宗教环境相对开放包容，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因此，固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固原本土民族和文化的影响。
佛教的输入首先给固原地区的传统文化注入了许多新的观念，如新的神灵体系，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灵魂转世，相信死后的生命等。其次，在民间，佛教对固原百姓的传统观念及风俗习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开始相信前世、今生和来世的“三世说”，生有所来、死有所往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信天道轮回及因果报应，注重悔恶除罪，修德祈福，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有较大影响。广大下层百姓对佛教的热忱主要来自于佛的神性和无边法力，它为身处现世困境中的百姓推开了一扇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窗户，也让人们因为寄希望于来世的福乐安康，而吃斋念佛、布施财物、诵经祈福、抄写佛经等。而这种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和行为，更强化了人们在佛教活动中的心灵依赖和归属感，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产生了相对强烈的宗教情感和独特的宗教体验，更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佛教活动的积极性。
固原佛教的边塞特点 固原是直接面对游牧民族冲突的前沿，历代都是边塞重点经营的地带，是中原移民屯田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生活家园。边塞多元的政治环境，给佛教在这里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地域环境。同样一件新鲜事，在同族同类里发生常常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发生在异族异类人群里，自然就多了几分宽容。佛教的早期传播，主要在西北边塞少数民族中，即“佛是戎神”。因此游牧民族信仰与传播佛教不在禁止之列。在儒家礼制控制的地域和人群中是不容许出家和建立佛寺的，只有西域人可以，甚至在都邑也无大碍。一旦生在边壤的佛教信徒掌握政权，佛教占领这一地域则是大势所趋。固原地区的边塞地缘环境，为北方民族徙入，东向传播佛教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事实证明，北方民族在佛教东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们带来内容丰富的佛教经典，刺激了中土高僧不断西去求取真经。同时，受中原佛教政策影响，固原作为中原王朝的边疆之地，其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无不受到中原内地政权政策的直接影响。固原佛教的发展也与中原政权的佛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深受中原佛教政策的影响。如，唐朝是佛教最兴盛的时代，也是道教兴盛的时代，李唐皇室大多推崇道教，佛道之争贯穿整个唐代。相对来讲，佛教盛行于民间，道教更为统治当局所喜爱，但武则天、唐宪宗执政时期例外。唐武宗喜好道术，在宫中修符箓、炼丹药，在赵归真等道士的劝说下，决定灭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事件。这次灭佛事件打击了固原佛教，之后固原佛教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