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的社会矛盾

北魏前期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而且对官吏的贪腐行为制裁非常严厉，尤其是孝文帝改革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推进了民族融合和生产力的发展。但迁都洛阳后，各族人民的负担和徭役开始加重，拓跋贵族大肆兼并土地，掠夺财富，迫使各族人民充当他们的依附户，均田制等改革成果不满三十年就遭到破坏，而且怀柔优抚政策并不能掩盖北魏俘掠北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迫本质。尤其是孝明帝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心丧失，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官府公开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贵族官僚竞相贪纵，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正如《资治通鉴·梁纪》所载：“至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穷困，人人思乱。”鲜卑政权已失去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担任军事重镇的镇将，大多数又是极其贪婪残暴的鲜卑贵族，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压迫其手下的镇兵，使鲜卑贵族与边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剧增。魏初在北方边境设立军镇，旨在防御柔然南下，护卫京都因而受到特别重视。但迁都洛阳以后，用兵的重点也转向与南朝的争夺，北方边镇的位置开始降低。政府陆续将敕勒等族的“降户”和充军到边关的死囚徒们，都被一起编入军籍，称为“府户”。这样，在边镇戍守的拓跋族人与降户、刑徒为伍，其优越地位一落千丈，比起中原各个显荣的“本宗旧累”，镇守北方边镇的将领与洛阳的统治者成为对立阶级。而后期的边镇，将官多如牛毛，仅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旗黄河南岸）“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而镇守将官“专事聚敛”，“政以贿立”，他们霸占良田、牧场，把瘠土荒畴给百姓，民众“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被安置在边镇的敕勒等族部众，深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北魏政府或征发他们服兵役，为统治者卖命；或将他们编作“营户”，在军中承担各种杂役。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边镇地区成为北魏末年各类社会矛盾的焦点，高平镇等北方边镇的敕勒、匈奴、羌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不断掀起，旋起旋灭。太武帝延和二年（433），统治者上层之间的争权夺利开始凸显，驻守平凉的休屠族首领、征西将军金崖举兵征讨安定镇将延普，金崖兵败被杀，金崖的弟弟金当川带领休屠族起兵反魏，也以失败告终。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卢水胡人盖吴起事，盖吴自称天合王，生活在安定郡等地的休屠、氐等少数民族纷纷响应，太武帝紧急调遣驻高平的敕勒骑兵赴长安防守，起义遭到北魏的残酷镇压。孝文帝延兴元年（471）三月，刚刚继位的魏孝文帝派殿中尚书胡莫寒到高平的敕勒部落挑选豪富家庭中的丁壮充当殿中武士，胡莫寒趁机大受贿赂，中饱私囊，引起六镇敕勒奋起反抗，杀死胡莫寒和高平镇将奚陵。四月，敕勒诸部相继起义。孝文帝派天赐帅罗云领兵征讨，罗云战死。十月，孝文帝又派源贺领兵进讨高平，杀死3万多敕勒人。这些起义虽然持续的时间和发展规模有限，但次数众多，参与者广泛，为更加波澜壮阔的起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