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与经济

1912年10月，固原州举行议员选举，清朝候选同知（知府的副职）祁连元当选国会众议员，知府康嗣缙当选为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固原县议会成立，随后，固原县第一届商务会、固原县教育会、固原县农会相继成立，民众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但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固原地区行政建制变化相对频繁，废里、堡、屯的村制改革致使村镇建制混乱，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在固原的统治主要是征收赋税、征调兵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陷入无政府状态式的自流模式。宣统元年（1909）固原直隶州（固原县）有人口14912户98737人，户均6.6人。1949年时固原县有16862户97857人，户均5.8人；隆德县有9034户97857人，泾源县3761户21090人，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当时的政局状况，人口统计也不够准确，但总体能够通过人口变化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固邑之人自昔迄今，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曰疾病之苦，曰震灾之苦，曰旱涝之苦，曰匪灾之苦，曰差徭之苦，曰货币之苦，曰杂税之苦。”^[4]民国四年（1915），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广建督理甘肃军政大权时，开征的赋税有验契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印花税、农具税、茶捐、鸦片通过税等，人民怨声载道。海原大地震又把固原人民推入苦难深渊。1922年甘肃省督军陆洪涛为筹集军费，大开烟禁，固原种植罂粟面积猛增，祸害无穷。1929年大饥馑，灾浩劫深，据《甘灾纪略》记载，“隆德县城原有居民二百余户，到本年（1930）夏季时只剩下四五户”。《隆德县志》直言不讳地说：“十六、七、八年旱灾、匪灾迭蒙，……虽有赈务分会之设，然毫无经费，不过奉应文书，徒用空名，并无实际，又有灾情救济委员会，亦只宣传实况而已。”同时，国民党政府打着抗战旗号，征兵催粮要款，民不聊生。红军西征后将原州区和彭阳县部分地区开辟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之后，国民党政府又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领，致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固原县有耕地121万亩，大都种植糜谷粗粮，常常是所获尚不低所食，畜牧业开始衰落，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民国时期，固原继续保持以农为主、畜牧为辅的自然经济格局，由于地广人稀，甘肃秦安、庄浪、静宁大量贫困农民进入固原境内，开始了大面积开垦牧地和荒山草地，总耕地面积达到673万亩，人均耕地14亩。1929年，甘肃省政府财源枯竭，改屯为民，拍卖屯田，土地全部私有，延续封建社会千余年的屯田制彻底告终。固原县拍卖屯田2.21万亩，银价4.42万两。1947年，固原人均有粮248.73千克。按当时粮价折算，可购买棉花2.13千克，食盐16千克。1949年，人均粮食播种面积达到8.33亩，但亩产仅仅38.53千克。当年，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4518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362万元，占96.5%。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85%，牧业占10.6%，副业占4%。经济发展停留在封建社会时期的自然经济状态。1920年地震后，固原商业逐渐萧条。1936年后，又逐渐复苏。新中国成立前夕，固原县从事商业及服务业者有2019户，从业2804人，其中1993户为小商贩，大户资本仍为万元左右。抗战时期，盐运再兴，贩运盐者络绎不绝。日本投降后，固原城乡欢腾，从沦陷区来本地的商人抛售货物，准备返乡，引起物价狂跌，数日后又轮番上涨，致使不少商店倒闭。内战爆发后，通货膨胀，市场萧条。民国时期固原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匠铺有所扩大，增加印刷、造纸、机修、洗染等新的生产门类，官私合营的四维工厂，生产机织白布、粗线呢、毛衣、毛毯等产品，这些小作坊规模小、底子薄、不甚景气，多数倒闭。1947年，固原人均收入25.61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固原除个别地主家庭尚有青瓦房舍外，大多数人住在茅草土屋和窑洞，固原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1908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拍摄的彭阳窑洞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