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兵变与农民起义军在固原的活动

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之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明朝中后期开始实施“一条鞭法”，但实施过程中“鞭外有鞭，条外有条”，旧的既已包罗万象，新的又复层不穷，而地主阶级照旧优免如常，所以赋徭还是转嫁到农民身上。武宗正德九年（1514）为建造朝清宫在正税之外加征田赋，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后又加派“剿饷”“练饷”，“三响加派”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彻底破产，被逼入绝境的农民反叛斗争贯穿了明朝后期。

崇祯在位17年，其中16年发生全国性大旱，甚至黄河断流。连年不雨，草木枯焦，官吏横征暴敛，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天启二年（1622），王二率饥民攻破澄城县城，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烽火很快就蔓延到陕北、陕中。崇祯元年（1628），陕西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边镇驻军由于缺饷少吃，也乘饥民起义接连发生哗变。十二月，固原、延绥饥兵相继哗变，当地官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互相推诿责任，致使“乱卒劫固原州库，遂入贼党”。^[12]次年正月，周大旺带领兵变士卒东进，沿途掠夺泾阳、富平、三原，骚扰关中。崇祯皇帝起用兵部尚书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平定兵变和农民起义，斩杀了农民起义首领王二、王大梁，使固原哗变士卒孤立无援，势力日削，周大旺被明廷副将贺虎臣抓捕并斩杀，固原兵变失败。固原兵变是明朝诸次兵变中影响较小的一次兵变，但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交织在一起。这可以看作是李自成起义的前奏曲。

崇祯四年（1631），各地起义军趋向联合，明朝又起用洪承畴总督三边，镇压起义军。崇祯六年，以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为核心的起义军发展到几十万人。崇祯七年，明朝又任命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5省军务，调集各路大军镇压起义军，在陕西三边出现了双总督的奇观。面对明朝大军，各路起义军协同作战，战果不断扩大。崇祯七年（1634）十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直插六盘山地区，相继攻克静宁州、化平城（泾源县）和隆德县，戮杀隆德知县。固原守将陆梦龙得知隆德告急，遂率300人连夜南下救急，双方在隆德县城外遭遇，展开厮杀，陆梦龙战败自杀。

隆德县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遣大军镇守固原，并在沿途关隘布兵把守。面对强敌，起义军未能直接攻打固原州城，转战于六盘山区和泾河流域，在流动作战中求生存。崇祯十六年（1643），在流动作战中先后7次攻占隆德县城，并相继攻克镇戎所（同心县南）、海喇都（海原县）等军事要地。十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潼关，明朝主力军全线崩溃。李自成率部乘胜发兵攻略陕西三边，刘宗敏、袁宗弟西进固原，明朝固原总兵白广恩举城投降，被李自成封为桃源伯，白广恩后又投降清朝。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建立大顺政权。三月十八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城，推翻了明朝。

明末农民起义直接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土地所有制，部分改变了土地占有情况，使一部分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和其他财产，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客观上的可能。“不管大顺政权存在的时间多么暂短，但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来说，对贫苦农民群众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解放运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