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到固原
1936年5月初，红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会议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织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反动势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抗日力量联合；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成全国抗战新局面。5月18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7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中、右三路向西进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取得阜城大捷后，直入宁夏境内，解放同心县豫旺堡，并将军团部设在豫旺堡。进抵豫旺堡的西征红军，在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后，士气高涨，声威大震，兵指固原。
军事斗争 6月中旬，红一军团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七营、黑城等地，并向固原逼进。马鸿宾调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率领全团四个营到杨郎庄增援固守，企图阻止红军南下。围攻杨郎的战斗首先在马培清部驻防地打响。红军从东北方向冲进街道，迅速消灭敌人两个步兵排后，乘夜色转移，围攻马培清团部于万家寨，敌人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驻固原东北军何柱国部得知杨郎方向战斗已打响，遂派所属周光烈第一一五师前往增援。马培清得知有援兵到来，急忙派两个骑兵营去接应，接应部队到达头营胡大堡时，由于天黑误把增援部队当成红军，双方发生激烈战斗，而围攻杨郎庄的红军早已撤走。
在杨郎庄激战的同时，红军一部包围了驻在黑城镇祁家堡子内的敌二一〇团。该堡子是恶霸地主、民团团总祁玉仓的庄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150米，高约10米，厚5米，四面有门洞。敌团长马奋英乘夜色逃跑，横行乡里的祁玉仓带着几十名团丁负隅顽抗，把近千名群众赶进堡子，强迫为其守寨。红军将堡子四面包围，堡内团丁和群众惊慌不安，祁玉仓深夜命令团丁放火，制造混乱。在红军战士架起云梯冲进堡子组织救火救人时，祁玉仓带着家眷和团丁混在群众中趁乱逃脱。
红一军团撤离杨郎后，攻占七营镇，切断敌南北联系及马鸿宾的退路。红军分别驻扎在七营、马莲、八营、双井子等地，一面整休和宣传发动群众，一面展开对敌马培清部的政治争取。马鸿宾为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通道，与东北军商定联合进攻红军。7月8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左权、聂荣臻等分析敌情后命令主力反击。红军在七营镇阎家沟设伏，三面包围东北军白凤翔部先头团，经过一小时激战，敌先头团死伤300多人，其余全部被俘，红军缴获大批枪械及骡马。战后，红一军团主动退出七营进驻清水河东岸。为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将所俘人员一律释放，缴获的马匹、枪支和5000发子弹等全部送还白凤翔。
1936年9月上旬，在甜水堡休整待命的中路军红八十一师与左路军一部，西进海原，将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二〇五团白永祥部包围在李旺堡，牵制敌三十五师的行动。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师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在韩府湾以南的安家坪设伏，击溃增援李旺堡之敌骑六师和三十五师、一〇五师各一部，俘虏100余人，缴获机枪23挺、战马100余匹、子弹3万余发、电台一部。在围城打援的同时，红军战士发动群众，用风筝将团结抗日的传单撒向李旺堡内，并给被围困的敌二〇五团送去200只羊，附一封信，劝其认清形势，顾全大局，团结抗日。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前往营救，张学良找到红军在西安办事处的叶剑英商量对策，叶剑英向中央建议和平解放李旺堡，党中央回电同意由西方野战军洽办此事。东北军派十六团副团长董道泉与红军谈判，双方达成共识，李旺堡宣告和平解放。马鸿宾部二〇五团撤走时，红军派出部分部队在清水河东岸列队欢送，国民党官兵深受感动。从围困李旺堡到和平解放，红军未打一枪，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
统战工作 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1936年8月至9月间，西征红军在固原开展对国民党马鸿宾部和东北军的政治攻势和统战工作。1936年8月以后，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以清水河为界对峙，红军驻河东，东北军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驻河西。红军通过宣传教育，激发东北军爱国热情，双方在两边沟沿上各守营地，互不进攻。白天互相对话，晚上双方士兵合唱《在松花江上》等歌曲。红军还在前沿阵地开设接待站，专门接待服务东北军官兵。
1936年9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到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十六团阵地，与该团团长汪瑢谈判，后与该师师长白凤翔在杨郎庄举行秘密会谈，就“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等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史称“杨郎协定”。红军和东北军形成默契，当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红军时，东北军先通报红军部队，然后双方朝天放空枪，往山沟打炮，用真枪实弹来一个假戏真唱。东北军还送给红军15000发子弹补偿损耗。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在杨郎庄召开“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大会，双方官兵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共同振臂高呼“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西征红军对东北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激发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决心，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民族工作 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以指导西征中的民族工作。总政治部还颁布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教自由。毛泽东主席署名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民人民的宣言》，进一步阐明民族平等、信仰自由、武装斗争、取消苛捐杂税、团结抗日的原则和主张。这两个重要文件的颁布，充分体现了西征期间党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少数民族翻身解放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也为红军广大指战员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指明方向。
西征部队通过各种形式向当地群众解答民族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红军每到一地，部队首长都坚持拜访宗教上层人士，赠送礼品，还经常把有名望的老人、宗教上层人士请到部队开座谈会，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军首长身体力行，和少数民族群众谈心、交朋友，为他们讲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教育他们拥护共产党，支援红军抗日，反对国民党马鸿逵的压榨剥削。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指战员爱民行动的感召下，西征红军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红军军事行动得到当地群众大力支持，为西征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