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和畜牧业
固原地区作为西北边陲之地，在地域上处于陇东黄土高原及陇南山地区域，这些地区降水量少，旱灾多发，农耕经济往往受到自然环境的抑制。即便如此，这一时期固原地区的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固原地区在经济上的特点是农业与牧业并举，农业依旧在固原地区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农 业 隋唐五代时期农耕技术逐渐提高，农耕器具不断更新，农作物品种增加，形成了农耕文化史上的两次发展高峰。固原一带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监牧政策，畜牧业兴旺，但农业耕作方式与时俱进，主要使用畜力牵引和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移民屯垦，开发耕地，兴修水利，推广了先进的农具，开始使用曲辕犁。犁辕变曲变短，轻巧灵便，牛与犁之间由绳索相连，能适应各种土壤和田块的耕作要求，提高了效率和耕作质量。
隋初，为了遏制突厥南下，曾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文帝时，赵仲卿任朔州刺史，“于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13]，解决了部分军需。隋炀帝统治残暴，对外不断用兵，军事征战频繁；连年大兴土木，大筑宫室，生活荒淫；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各地人民纷纷举兵反抗，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农民起义军多达数百支，人数百万众。与此同时，各地豪强也纷纷起来不断割据征战，沉重打击了隋王朝统治。受农民起义及其他各类地方反隋势力的影响，隋初较为兴盛的固原经济急剧衰退，一方面是隋末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得隋初实行薄徭役轻赋税的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败，加之因战乱农耕生产无法适时而作，导致农业经济严重衰退；另一方面，战乱中各类反隋力量为增强军事实力，大肆劫掠牧马。比如，以原州为中心的陇右牧监军马，即成为隋末各种武装势力的掠夺对象。由此导致固原地区牧马业受到重创，整个畜牧业经济发展深受打击。
唐初，随着政治形势的稳定，灌溉农业得以恢复，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当时，位于灵武南的汉渠、刁雍开凿的艾山旧渠及薄骨律渠等都得以修复利用。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唐以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知灵、夏等地营田事宜。他身先士卒，率士卒屯田，终致军粮丰足。据《旧唐书》记载，武则天赐书慰劳娄师德：“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唐代固原地区的农业、畜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依赖于唐政府在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屯垦、官牧是经济发达的两大重要支柱。
从唐太宗李世民主政的“贞观之治”（627—649）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掌的“开元盛世”（713—741）是唐代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即所谓初唐、盛唐时期。几代明君励精图治，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此期间，固原地区进入了经济开发高潮，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唐代固原地区有许多独特的产品向朝廷进贡，主要有野生药材、矿物、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牲畜、畜产品和各种手工业品等。原州有白毡、覆鞍毡、龙须席、布和麻，盐州有盐山、木瓜、狩牛，灵州有甘草、青虫子、鹿皮、红花、野马皮、鸟翎、雕翎、鹿角胶、杂筋、麝香、花苁蓉、赤柽、马鞭、红兰、代（岱）赭、白胶、鹘、白羽、野马、野猪黄、吉莫骅、韩、毡、库利、印盐、黄牛臆等。从以上贡品可知，唐代的固原自然植被情况良好，野生动植物很多，畜牧业和与之相适应的狩猎业相当发达，并且有一定的手工纺织品，其中以毛纺织品最为突出。固原地区在境内经济繁荣和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共同促进下，盛唐时期不仅形成了以原州、灵州为中心沟通地区内外的交通网络，而且沿交通线路上的商业经济非常活跃，不但有中外贸易，还有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境内市场空前繁荣，既有官商的“绢马贸易”，也有民间畜产品与境外商品交换，还有盐、药材等商品的对外交流。相应地，重要商路上的大小驿站纷纷出现，原州等主要商业市镇兴盛。[14]
在制度上，隋朝在固原地区实行均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固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朝在固原地区主要实行屯田制度，军屯与民屯相并而行，尤以军屯为主。在整个唐代，屯田规模大，且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尤其以边疆地区为主。据《唐六典》《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开元之时，全国屯田总数达到九百九十二屯，其中西北地区屯田数目有五百六十六屯，占全国屯田总数之一半以上，可以说遍布整个西北地区。而在西北这些屯田区中，规模比较大，文献记载比较具体的则只有甘凉屯田区和河湟屯田区。固原属于甘凉屯田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隋唐时期西北的主要屯垦地区之一，固原的土地开垦面积随着人口入迁增加也逐步扩大。正如《隋书》卷二十四中所载，隋文帝令“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兴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固原长城沿线地区遂成为西北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此一时期，固原南部地区，尤其是交通沿线亦将大部分土地开垦为良田。在大规模移民和屯垦田地的促进下，农业生产超过了前朝，粮食产量大大提升，农作物除了粮食作物外，蔬菜、药材以及桑麻等作物也有了规模种植，农业经济逐渐繁荣。
马政与畜牧业 固原地区畜牧业在隋朝到唐代前期与农业一样发展较好。这一定程度上与固原地区多尚武和善畜牧的人文经济特征有关，但从根本上讲，畜牧业的繁荣与马政息息相关。
隋朝与前代不同的是，原州改为平凉郡之后，又置原州羊牧、原州驼牛牧，设大都督并置尉，说明隋朝原州畜牧业相当发达。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在陇右设置监牧机构，原州（固原）马政仍得以延续。隋朝漠北的突厥已很强大。开皇三年（583），突厥可汗带兵40万南下，由木峡关（今张易镇附近）、石门关（今黄铎堡镇）两路攻入当时平凉郡治（固原）境内。庆阳、延安、天水等地“六畜咸尽”。这种掠夺性的战争，不但破坏了固原的养马业，周边地区也受到严重损失。
在与突厥长期的战争中，唐太宗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深知游牧民族军队的作战风格和作战特点。他不是靠坚固的长城来防御，而是大兴马政，靠强大骑兵来抵御并征服游牧民族。于是唐太宗倾心经营，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一系列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唐代固原地区的马政胜于前代。自贞观初年伊始，唐王朝以原州刺史兼都监牧使，以管辖西北地区之马政，形成了包括原州在内的以秦、渭以北，会州以南，兰州、狄道以西十分广袤的官办牧马基地。以原州为中心的牧地十分重要，成为唐王朝战马供应基地。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曾亲赴瓦亭（泾源县大湾乡境内），专门视察了瓦亭的马政。马政之繁盛，预示了固原地区在唐代重要的军事地位，也是固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
固原是唐朝设在西北的四大监牧地之一，而且在四大监牧地中处于中枢地位，其马政得到唐太宗的极大重视，可见固原在当时牧马业中的规模和意义。而且此时私立马场出现，民间百姓养马之风兴盛起来。固原也成为政府和民间最为青睐的牧马地之一。
唐代马政发展为两大系统：监牧和尚乘。监牧是国家养马系统，主要目的是养殖和训练军队使用的优质马匹。尚乘是皇家养马系统，驯养皇宫和禁军使用的马匹。固原地区主要是监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就将赤岸泽的3000匹优质马匹迁徙到陇右，并首次设边地监牧，之后又在固原地区设置陇右群牧监，由原州刺史兼任群牧监使。
马匹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它不仅是驮运给养的重要工具，也能供战士骑乘，保证军队的最大机动性。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匹就是战斗力。《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渴望由健壮剽悍的军马组成强大的骑兵是中原王朝需要通过丝路贸易引进良马的直接原因。原州为唐代重要的养马基地，这里也有零星耕地。《唐六典》载，唐在原州有屯田四屯，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民田。
唐代固原地区的畜牧业占据重要地位。《隋书·地理志》中特别指出，安定、北地等六郡“勤于稼穑，多畜牧”，“平凉、朔方、盐州、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多尚武节和多畜牧成为固原经济和人文的明显特征。
唐高宗时期继承了重视马政的传统，实行严密的管理和制度，明确牧监考核和赏罚制度。牧监不仅按规模分等级，且有不同级别的官吏进行管理。《唐六典》规定：“凡监牧孳生过分则赏”，以鼓励马匹的繁衍。重视官马品种的改良，通过与突厥、吐蕃互市，引进良种，改良了军队的装备，增强了战斗力。在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下，畜牧业蓬勃发展，到麟德年间（664—665），“天下以一缣易一马”。马匹数量激增，马价下跌，国家养马业大盛。高宗晚年马政渐废，养马业一度中衰。玄宗重整马政，任用严察有干力的王毛仲为检校内外闲厩使，马政稍稍恢复。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颁布政策，不准宰杀马、驴、牛等大牲畜，通过政策保护马匹等牲畜，保障了马匹数量的稳定增长，固原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和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畜牧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
官马大量生息繁衍，民间养马也有新增长。初唐时期，禁止民间养马，但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强盛和统治集团认识的深化，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国家应当鼓励民间养马。据《资治通鉴·唐纪》载，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出于军事目的，魏元忠上书：“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侍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高宗君臣审时度势，做出放开民间养马的新决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激发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形成了唐代养马业的多元立体化发展格局。唐玄宗时期除了继续保证官营牧场人员配备和进行一系列马政改革外，仍然延续高宗时期积极发展民间私人养马业的措施，以作为官营养马业的重要补充。据《唐会要·马》记载：为了鼓励私人养马，规定凡私人养马十匹以上者，“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马匹数量不作为定户等的依据，以优惠的经济激励政策来刺激民间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历史趋势，使其在为国营牧业从事生产时既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报酬，又有政府提供的马匹“刍秣”，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高宗时期“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尤为狭隘，更拓四十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15]，继续扩展国家养马场的规模，国营牧场横亘陇右，包括了今甘肃全境及固原部分地区。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马匹数量由24万匹，很快增至43万匹。截至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西北诸监马匹存栏数为319387匹，其中133598匹为骡马。陇右地区官营牧场的存栏数相当高。
盛唐时期以原州为中心的国有养马业得到很大发展，但这种畜牧经济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其产品主要是为补充军队的战马，供征战使用。同时，也有一部分作役畜使用，用以耕地和拉车，养马业的发展对于固原地区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较大地便利了粟特的商业贸易活动。
安史之乱初，固原的牧马业仍保持着先前的繁荣，但伴随着战争的冲击而走向末路。安史乱起，边兵东调，吐蕃乘机内侵，优良牧地多因战争荒芜。吐蕃统治固原的86年间，监牧场或者成了战场，或者蒿草遍野，一片荒凉景象，但吐蕃统治下的原州七关等地仍有牧马业，在占领区也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畜牧业为吐蕃提供了丰富的畜产品，但是吐蕃只看到了这些畜产品的运输功用，对牛马等任意宰杀食用。李泌向唐德宗谏言，以匹缯换取吐蕃的畜产品。在吐蕃占领区的百姓，基本都沦为从事畜牧业的奴隶，给占领区的畜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