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科举考试
学校教育 清朝从入关到光绪新政之间的200多年间，其教育体制基本沿袭明制。康熙六年（1667）之后，陕甘正式分省，固原地区在行政上隶属甘肃，但地方教育与科举一直未有大的起色，尤其清朝初年，固原军事重镇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延续着重武轻文的思想，加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西北用兵，嘉庆、道光年间又调配固原兵全国四处平乱，这种一切以军事为主的地方政治文化，导致民众更多地选择习武。清同治年后，左宗棠在固原开始大办教育，鼓励知识分子参加科举，教化民众，固原地区的重武轻文的风气才有所改观，科举成绩逐年提升。
清代学制规定，地方官学为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儒学，但固原地区经济落后，官学不多，主要以府县以下所办的私塾、书院、学堂为主，规模小、层次低。
私塾无班级划分，修业无一定年限，主要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古文观止》及《四书五经》《春秋左传》等。这其中也包括了义学。嘉庆年间，固原提督杨遇春捐资设义学5处，主要便于固原六营标兵子弟读书，贫苦人家子女也借此求学，义学设立十余年。道光六年（1826），已升任陕甘总督的杨遇春担心义学经费缺乏而逐渐无法办学，捐出养廉银1000两，交由固原州发典生息，作为永久性教育基金以支持义学发展。同治年间，左宗棠为固原、隆德、化平捐俸银办义学11处，招收学童117人就读。至宣统二年（1910），固原、隆德、化平3县私塾169所。
清代书院始盛，逐渐成为准备科考的场所。道光时设文昌书院、光绪年设五原、峰台等书院。书院设立之初，以经学教育为主，后设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等课程，由习经训古向现代教育转变。书院经费主要靠学田田租，或发款商号收取利息。官课由州县地方官轮流出题，堂课由山长出题阅卷。每月进行官课1次，堂课2次。
同治十三年（1874），陕甘提督左宗棠命提督喻胜荣在化平川直隶厅（今泾源县）创办了一座专为回民子弟读书学习的书院，左宗棠亲笔题名为“归儒书院”。“归儒”之意就是以孔子的封建礼教、传统的伦常关系教育儿童。学生读的书也是由左宗棠亲自审定的，他自己也编写了《学治要言》作为学校的课本之一。
光绪十七年（1891），固原提督雷正绾捐资创修五原书院（今固原一中前身），又聘请名儒充任书院山长。首任山长安维峻，秦安人，曾任翰林，官至御史；孙尚仁，皋兰人，官至刑部主事；吴钓，贵德人，官翰林。其他7位多为进士、贡生或学正。在一段时间，提督和知州每月亲自讲课一次，上课时间随时酌定。平时的教学是自学辅导形式，学员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课题自学，随时记录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教师从旁指引，点拨诱导，强调质疑，鼓励学员问难论辩。这种独立钻研、自由讨论的学风，对封建时代呆读死记的读书方法是一个突破。书院每月召集童生考试一次，以检查学习效果。
光绪十九年（1893），隆德知县卢世坤捐资修建峰台书院，书院选址在毁于同治年间的临泉书院旧址，命贡生张慎修、薛拔英督工监修，次年完工，因临近峰台山，故而取名峰台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废除，学堂教育盛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任知州王学伊创修固原中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千总钱万德以祖业五亩地，捐助中学堂作为操场。中学堂的主要课程有修身、读经、辞章、史学、博物、操法。修身即谙论语孝经旨趣，习人伦道德之要领，经为书经、周礼、仪礼，辞章为记事、论说、疏谕、诗词歌赋，博物为动植各物精理，操法即兵攻之法。
同时，在州城设立高等小学堂，农村有蒿店等9所官立小学堂和杨郎庄等20所民立小学堂。另有提督张行志创设的六营公立小学，兵民兼收，但六营公立小学主要培养识字的士兵。光绪三十四年（1908），黑城镇李广玉、李广才创办自立初等小学，也称玉才小学堂。祁家堡子祁应兴、祁应魁在该堡自办小学堂，名兴魁小学堂。学堂课程设置及教法，均由州署统一规定。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规定为准，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主要课程有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学、物理、操法。修身，专讲修身养性要义，诸如朱子治家格言之类；习字有楷书、行书，读经内容有《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作文注重经义策论；史学为历朝政治，物理为动植物生理，操法为器具使用之法。
除了中学堂和小学堂，清政府还在各地设立蒙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规定了蒙学堂的教育内容，以后大多沿袭。主要有修身、字课、习字、读经、史学、舆地、算学、操法。不分班次，大小学生聚于一堂，先生则各授一业或一人授数业。每天两操（早、晚），授课除算学外以读、背、写为主。修身教以忠孝节义，字课专讲字义，习字以楷书为主，读经以《孝经》《论语》《大学》《中庸》为主，史学编有《史学要义》，内容为国号世字，主要事件，舆地为自编教材，分星野、山川方位，算学主要为加减法。操法为跑步，列队操练，健身操。
科举考试 顺治二年（1645）四月，为稳定陕甘地区，恢复陕甘秩序，清政府颁布恩诏，同年八月，举行乡试。顺治三年二月，举行会试，府、州县学继续办学。按照恩诏内容，明代考取的秀才仍旧可以继续学习，举人准许赴京参加会试，且每学贡两名可以到国子监学习。对于贫困学生，资助钱粮，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鼓励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在开设文试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也开设武科。雍正二年（1724），增设陕西各个学堂取进文武童生的数量。固原州与盐茶厅并取，每年文生和武生各考取15名，廪生32名。
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恢复宁夏南部秩序后，固原提督雷正绾等地方文武官员，积极支持本地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定期对在学的文生和武生进行测试，每逢三年科考，会对赴试人员给予资助，并且鼓励暂不具备考试资格的学生观光乡试，磨砺斗志。同治十三年（1874），固原升直隶州后，州学每年文生和武生各考取12名，廪生、贡生、增生数量不变。
宣统《固原州志》刊载历届贡生、廪生、增生、附生共642名、武生268名。其中，顺治至康熙年间，固原州文武贡生、廪生有10人；雍正、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有贡生、廪生38人；道光、咸丰年间，贡生、廪生、增生、附生215人，武生120人；同治年间，贡生、廪生、增生、附生105人，武生46人；光绪年间，贡生、廪生、增生、附生274人，武生102人。在雍正、同治、光绪三朝有张绣、张鹏举、崔奎瑞3人科举成名。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停止武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文科，自此，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废除。
固原博物馆收藏的清朝洮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