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教科书传承与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重维度[1]

聂兴旺 全林峰

【摘要】 近百年来，思政课教科书历经多次改革，但始终从内容和形式上坚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与叙事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明特征。思政课教科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性和传承性主要通过三重向度得以呈现，其一是思政课教科书始终嵌入和使用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历史逻辑，其二是在“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政课教科书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生相成的理论逻辑，其三是思政课教科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https://www.daowen.com)

【关键词】 思政课教科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教科书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精华的稳定承载者和坚定传承者，它通过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文本印刷与影像再现，旨在把本民族最值得保存、最为珍贵的文化体系一代一代地延续和传承下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教科书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的。只有进入到教科书里的文化，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存和传承，否则就有被遗忘和边缘化的可能性。教科书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历来被古今中外的学者所确证，中国近代教育学家陆费逵曾言：“立国的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2]美国知识社会学家迈克尔·阿普尔也指出：“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课堂上，正是教科书为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条件，也正是教科书确定了什么才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精华和合法的文化。”^[3]

中国最早的成文教材典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宋明时期，教科书的发展已经走向体系化，传统社会教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和“四书”“五经”等官学教材。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自翻译外国的教科书开始，主要从欧美和日本等国引进，但始终会加以本土化改造和传统化阐释。

从中国教科书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来看，教科书内容及形式的编纂和排版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寻找到了源头活水。回顾思政课教科书发展的百年历程，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经历了由批判否定到合理利用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复杂变化，思政课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反复，但其扎根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