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凝聚力：家庭、商会、农民团体和秘密帮会
我们仍然不能结束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因为我必须谈谈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传统。在任何文化中，这都是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大家庭制度[22]。毫无疑问，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里，真正的大家庭一直在逐渐消亡，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大家庭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许多事情都与此有关——例如，儒家传统非常不赞成嫉妒他人；彬彬有礼是所有场合的理想表现；还有“顾全面子”的现象，这种现象源于不想让别人尴尬的初衷。我想，所有这些对任何读过中国文学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大家庭的凝聚力取决于容忍。一个皇帝问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老先生（他已经实现了大家庭的伟大目标，即“五世同堂”），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的家庭为何如此成功。他说：“秘诀只是忍。”皇帝又说：“一定不止这些。”但是这位老人没再说什么，只说这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忍让。我经常引用一位老人的话，他在公元1235年写了一本关于杭州的书。他从未在上面署名，但称自己为“灌圃耐得翁”，即“灌溉花园的老先生，通过忍耐获得平和心境”。
1958年，我通过公路、飞机和火车在中国旅行了大约12000英里，为我们在中国文化区的科学技术史工作收集更多材料。我不仅会见了数百位科学家和学者，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给我最大的印象是，西方那种强迫人们去完成他们任务的那种做法是不现实的。相反，（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合作、自发性（有时会超出政府规划）、对增加生产和实现现代化的热情，以及对古老文化的自豪，这种文化使他们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如果没有各年龄组和各行业的工人，如果没有体力和智力工人的自愿和坚定的合作以及社会凝聚力，在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工业发展和各种各样的先进设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人们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将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工程——来自内部而非上层领导的产物——将运动提升为迫切的民众需求，而不是中央政府推动的机械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产业合作社形成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大家族的风气被带入自发的工作组[23]。碰巧我对那项工作的许多内容非常熟悉。在大转移（the great diaspora）期间，中国的沿海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数百万人来到西部各省，人们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匠聚集在一起，几乎是自发地建立起生产合作社，如造纸厂、鞋厂、铸造厂等等。在许多城市我看到过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陕西的宝鸡。在那里，你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大家族的传统在起作用；他们组成了相当紧密的团体，有效地合作，经常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营他们的企业，即使战争后期他们面临国民党政府的反对。
当我们谈到商人之间的关系时，众所周知，中国确实有商业“行会”[24]。但是中国的商业行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西方商业行会，它从来没有在国家政府中变得强大，我们不妨说，从来没有侵犯帝国官僚行政的权力。统治阶级注意到它们没有（侵犯帝国官僚行政的权力），正如后面将要提到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线索来说明，晚期中国社会为何未能产生任何文艺复兴，最终也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事实上，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城邦（city-state）的概念。就中国而言，古语“Stadthift macht frei”（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或“Uburgerliche Rechtsicherheit”（法律下的城市居民安全）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城市在本质上一直是帝国行政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西方，“市议员”或“行会师傅”以独立的方式管理着整个城市，这些人常常不顾当地封建领主的反对，往往与王权结盟——所有这类事情在中国都是闻所未闻的。约翰·普拉特（John Pratt）在他的一本书里有着有趣的记述，他回忆，1862年，一些西欧商人在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开业，他们向朝廷请愿，要求授予他们一份城市特许状[25]。这件事在北京的朝廷里引起的混乱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朝廷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可以赐给任何一个商人。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互助是大量存在的。中国商业行会当然积极帮助他们的成员。在福建的长汀，我曾有幸住在一个漂亮的老式招待所里，有庭院和雕刻精美的大厅和亭子。每个城市都有这种招待所，为接待来自外省的商人来这里进行买卖而建造的。因此，我们在商业行会中看到了另一面的社会凝聚力，尽管它们从未像在欧洲那样变得重要。
中国生活的另一个不可低估的方面是农民之间的高度互助。古往今来，毫无疑问，农村都有合作，有时多些，有时少些[26]。新中国成立初，互助小组受到鼓励，但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闻所未闻的事情。在中世纪，乡村的事务基本上由县城的官员独自处理；只要县令征收了适当的税款，并满足了徭役或兵役的要求，他就可以自由地就土地使用、道路和桥梁维修以及其他公共问题与族长进行协商。我并不是想把这幅图景理想化，也不是想把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糟糕透顶的政府、贪婪的地主和富农进行美化——只是想强调，至少在较好的时期，农民互助确实存在。
除此之外，我们绝不能忘记考虑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自发性组织和实际上可以被称为颠覆性组织的内部也有高度的凝聚力。除了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村庄和宗族长老，除了从事造桥筑路等慈善事业的道教或佛教团体，在中国历史上还有秘密团体。(https://www.daowen.com)
这些（秘密团体）活动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长期生活而不接触这些团体[27]。虽然我个人并不十分了解他们，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到他们所表现的凝聚力的强度，比如白莲教，四川的哥老会，或者三合会等组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由卡车工人所组成的秘密帮会，如青帮和洪帮，据说是大运河上的“漕帮”留下的，我们所有要搬运东西的人都与他们有过接触。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现象。众所周知，在东南亚，这些秘密团体很容易成为纯粹的强盗主义的秘密团体，制造了许多麻烦，（他们）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社会结构中——表面上是专制政体，但实际上是一个惯例和妥协的政府，儒家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持事物的和谐，但当特别贪婪的官员出现时或当社会普遍腐败时，如在王朝末期周期性发生的那样，事情很容易出问题——人们可以看到秘密团体中人民凝聚力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他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他们与贯穿中国历史的一系列伟大的农民起义密切相关[28]。一般来说，这些运动是在专制王朝末期或衰微时期兴起的；例如，黄巢反对唐王朝的起义（公元874年到公元884年），还有陈胜反对秦王朝的起义（公元前209年）。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王朝家族及其追随者通常会被推翻，并被一个新的王朝家族所取代，这个新的王朝家族来自反叛者一方的一些合适的人物，这个新的王朝家族无疑注定也会在某一时刻完成类似的周期，但它被赋予一两个世纪的新活力和善政。例如，汉朝的创始人刘邦是起义军的领袖之一，而1500年后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长期以来一直在起兵反抗元朝。然而，有时一场大的叛乱会“过早地”发生，而成功地削弱王朝，使其在不久之后垮台——公元184年道教的黄巾起义和半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运动（公元1851年至公元1864年）就是这种情况。这个最后的“国中之国”[29]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组织，当代中国学者对此深感自豪，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今天，它的旗帜还悬挂在北京故宫午门上方的展厅里，就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里一样。
这些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像公元1640年的吴三桂这样的地主将军宁愿与满族人联合，也不愿消除与已获得成功的农民领袖李自成（Li Tzu-Cheng）的分歧。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特别关注对这些叛乱的研究，也关注组织和鼓动这些叛乱的秘密团体，这些团体通常是道教或佛教的成员［因为儒家思想与士大夫（the scholargentry）关系密切］。这就好像革命德国的学者应该怀着赞赏的心情追溯再洗礼派（the Anabaptists）的功绩，或者一个进步的英格兰人纪念平均主义（the Levellers）和掘地派（the Diggers）进行历史行动的地方一样。但是，在欧洲这些运动大多可以公开蓬勃发展，但中国社会通常是如此专制，以至于被压迫群体不得不求助于秘密团体，建立地下抵抗组织，一个又一个世纪地传递着社会团体的传统。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的教训是，西方汉学家津津乐道的许多中国学者、思想家的极端个人主义例子，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我认为，被大肆宣传的古怪孤僻者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不到中国社会中更本质、更根深蒂固的凝聚力因素，这种因素显然导致了当今时代的凝聚力。它构成农村互助小组（the mutual aid groups in villages）不可缺少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几年前已经覆盖全国90%的农业合作社形式，以及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规模人民公社（communes）。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村不是一天造就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作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的社会团结情感的自流井（Artesian）深处。仅仅是民族主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一种学说才能够充分唤起这种开明的，考虑个人利益和他人幸福相结合，这种结合与过去“黔首黎民”反对封建官僚的斗争不可分割。
我上次来中国时，人民公社这种新事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但我认为它主要是合作生产制度的延伸，这种制度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相信，这一原则与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十分一致，受到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接受。当前对“公社”（communes）的批评似乎常常基于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特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西方人不喜欢一家人在餐馆和食堂吃饭，他们只知道西方家庭有煤气灶、电动洗衣机等。如果他们经历过历代中国妇女受木炭或柴火炉子和原始水源的奴役，他们就会明白，对于数百万人来说，今天的合作农场、工厂餐厅和公共浴室更像是人间天堂。直到最近，在中国只有非常大的城市才有管道煤气、自来水和主排水系统。在进行这些改进的同时，正在进行巨大的住房重建工作。解放妇女，让她们从事工作，无论是在农场、铁路、工厂，还是脑力工作，这是当今中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是我从与全国各地许多朋友的交往中所知道的。对于在餐馆吃饭不必支付费用这件事，我并不特别震惊，因为我在以色列的“基布兹”（the Kibbutzim of Israel）以及我们自己国家的教育机构也有类似的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它不是强制或管制的结果——这是农业生产成功的直接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