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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Wittfogel,K.A.,1957,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
【注释】
[1]这是一篇关于现代中国背景的文章的前半部分。在这部分文章中，李约瑟博士与剑桥大学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讨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本文原载于《百年评论》，经作者和《百年评论》编辑许可，Pacific Viewpoint 转载。本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性，请读者辩证地看待作者的观点。
[2]译者注：这里指李约瑟、鲁桂珍、何炳郁等编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七卷。以下简称为 SCC。
[3]译者注：福音赞歌在这里应该是比喻说法，可以理解为优秀基因。福音赞歌，通常以拉丁文名称praeparatio evangelica 著称，是公元四世纪尤西比乌斯（Eusebius）撰写的基督教护教学著作，试图证明基督教优于异教宗教和哲学。(https://www.daowen.com)
[4]参见博德（Bodde）的睿智文章，收录于库尔博尔恩（Coulborn）（1956）：49；以及马斯佩罗（Maspero）（1950）和格拉内（Granet）（1952）的经典著作。
[5]本文对汉语名称和术语的罗马化采用的是修正的韦氏-贾尔斯法（Wade-Giles），即用h 代替“吐气音”（in which an h is substituted for the aspirate sign）。
（译者注：“吐气音”指的是首字母发“h”音。）
[6]巴拉兹（Balazs）在《亚洲学研究》［（伯尔尼）1953年版，第77页］中对中国传统官僚社会的本质及其对现代发展的意义进行了精辟的描述。
[7]正如舒尔曼［（Schurman）（1956）：507］所指出的，在讨论中国传统的财产观念时，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ies eigentum）这一基本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而这一基本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建立的前提。
[8]著名的宦官海军将领。关于他的航行事迹，见杜文达克（Duyvendak）1949年的著作（第27—31页，还有图版5）。
[9]全面又新颖的材料见邓嗣禹（Têng Ssu-Yü）和费正清（Fairbank）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4年）。
[10]从中国传统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决心，在中国早期革命者的著作中，表现得极为明确。他们还高度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和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许多先导特征，实际上，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本次所讨论的大多数问题。最近有一篇关于方子玉、朱执信和梁启超1906年著作的有趣分析，作者是斯卡拉皮诺（Scalapino）和施里弗林（Schiffrin）（1959）。这本由勒文森（Levension）（1959）所著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也值得一读，尽管书中带有对他所描写的那些苦苦挣扎的伟大知识分子的讽刺诋毁
[11]译者注：该词为李约瑟发明，根据后文，可将其翻译为“提取回扣”。
[12]参见盖尔（Gale）《盐铁论，中国古代关于国家关于管制工商业的一场大辩论》的部分翻译；后来由盖尔（Gale）、波德堡格（Boodberg）和林（Lin）在1934年继续翻译。
[13]见SCC，第5卷，第1部分，并参见李约瑟《亚洲钢铁工业技术的发展》（1958）。
[14]译者注：此处封建时代的结束，指的是“封邦建国（分封制）”的时代结束了。
[15]关于中国农业的一本经典著作是金（King）《四十个世纪的农业》（1927）的著作，但现在应该由杜蒙（Dumont）《中国农村革命》（1957）中令人赞叹的研究来补充。
[16]例如，翟理斯（Giles）翻译的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的著名文章《归去来兮》，在《古文选珍：散文卷》第二版第103页（1923年）。此外，他还翻译了刘禹锡（公元772年—842年）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在同一译文的第148页。
[17]译者注：指对体力劳动的神秘情感。
[18]参见：维特福格尔（Wittfogel）（1957）。
[19]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法家的文献中可以找到部分相似之处（法家学派，参见SCC，第2卷，第204页及其后）。而在公元前4世纪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中，使用间谍这种行为被推崇，参见贾尔斯（L.Giles）的翻译（伦敦，1910）：160ff。但是没有什么接近《阿尔萨斯特拉》所描述的冷血的系统化。
[20]克里尔（Greel）（1936）：344页起。他的论点得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充分支持，例如《论语·十三》《论语·三十》；《淮南子》第15章，由摩根（Morgan）（1933年）翻译。
[21]例如，参见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唐皇后武侯治下的官僚政治研究》（the bureaucracy under the Thang empress）（1956）；刘振聪，费正清，1957：105。
[22]参见徐朗光（Hsu Lang-Kuang）（1943）。
[23]汤森德（Townsend）（1956）对中国工业合作社多年的工作进行了有趣的描述。在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位被描述为他们的“创始人、火花塞和中流砥柱”的人的珍贵回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49年）描述了加拿大国际商会（C.I.C）技术培训学院的杰出工作。今天，这些大学被纳入了一个全国性的体系，这个体系受到同样的公共服务思想的启发，并保留了许多原有的方法，而在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工业化的一般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整个巨大重组的公认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重组将农业和工业活动结合起来。
[24]标准参考是莫尔斯（Morse）（1932），但是这个主题需要更全面的研究。
[25]普拉特（Pratt）（1947）：17。
[26]参见苏有义（Tsu Yu-Yiieh）（1912），以及最近在费正清书中提到的杨连生（Yang Lien-Sheng），（1957）：291。
[27]关于中国秘密团体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系统的论述。关于这一主题的西方文学有一个独特的特点，那就是一切都是透过黑暗的玻璃来看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构成了一种噩梦般的民俗，其依据是不识字的中国工人对汉学水平很差的警察官员的口供。由有能力的汉学家写的几本书，如施莱格尔（Schlegel）（1866），都早已被亚洲研究知识的进步所淘汰，但它们仍然值得一读。
[28]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都涉及到这些，无论是像科迪尔（Cordier）那样的巨著，还是像古德里奇（Goodrich）那样的简史。但是对他们的特别关注是《中国历史大纲》（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北京：外文出版社，1958年）的一个有趣的特点。
[29]译者注：指“太平天国”。
[30]在这一点上，当前中国政府信息服务和公告的官方中文翻译有些失误。他们可能只知道“宿舍”一词在美国的含义，即一栋包含许多小“公寓”（或者，在英语中的用法是“Hates”）的建筑，他们成功地给欧洲人一种有点奇怪的印象，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被诱导放弃家庭生活，睡在与医院病房或英国“公立学校”的“宿舍”床位一样多的隔离大厅里。
[31]译者注：本文参考文献多未译为中文，为方便读者查阅对照，保持英文及原有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