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权术主义（MACHIAVELLIANISM）

在完全结束政事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有些人所称的不择手段的现实主义（toughminded realism），或另一些人所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位学者写了一本有趣的，但在我看来有悖常理的书，这本书讲述了亚洲国家封建官僚制度的历史^[18]。他试图描述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的“水利工程型”封建官僚主义的特征和起源，试图追溯现代社会中所有最令人讨厌的国家权力和强制的表现形式的起源。书中完全不提诸如城邦暴政（city-state tyranny）或寡头独裁（oligarchic dictatorship）、拜占庭专制（Byzantine autocracy）、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神圣宗教裁判所（the Holy Inquisition）或发达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特征（the fascist forms）等现象，却（非常不公正地）把亚洲官僚封建主义视为最彻底的暴政，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视为最完美的暴政。事实与他的总体观点大相径庭，但没关系。最令读者毛骨悚然的是，他引用了大量《阿尔萨斯特拉》（Arthasastra）中的内容，这是公元2世纪关于马基雅维利式权力政治（Machiavellian power-politics）的伟大的印度著作。相当惊人的是，虽然他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的统治阶级，但他无法找到任何类似的中国作品来实现他的目的。事实上，（中国）并没有这种作品^[19]。

对于这种缺失的完整解释可能是不确定的——也许战国时期的类似文本没有流传下来——但毫无疑问的是，儒家思想一直非常反对任何对这种非道德的权术技巧［就像人们在《阿萨斯特拉》（Arthasastra）中发现的那样］的编纂。《阿萨斯特拉》（Arthasastra）直言不讳，甚至热情鼓吹毒害和折磨对手，或者使用间谍、挑拨离间、伏击和各种阴谋。(https://www.daowen.com)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权术成分呢？毫无疑问会很多，正如历史上所有国家一样。但是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古往今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深深地、真诚地信奉儒家的崇高道德。当然，所有的诗人也都崇尚儒家道德，在中国，许多最伟大的诗人本身就是官员。归根到底，中国有一套管理人的艺术（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例如颁发各种奖励、互惠义务、例行荣典等。此外，如前所述，说服的艺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由来已久。这种特征可能起源于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的某种特殊而偶然的技术特征。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很久以前就指出^[20]，在周朝，贵族们很少配备防御盔甲，而平民们则熟悉一种强大的武器——弩（远在欧洲拥有它之前）。因此，宣传和教化作为社会技术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次，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经典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正如在一个非工业化的社会普遍情况那样，简朴生活受到儒家伦理权威的钟爱。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比如喜欢极度奢侈的统治者等等。但是他们通常都没有好下场，正如史官记载的那样。总的来说，即使是高级官吏的需求也总是相对简单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目前的形势。中国精神不推崇不择手段的策略、不诚实的交易或个人奢侈。争强好胜或贪得无厌的行为被认为配不上君子的。君子是与人民在一起的，就像梁山“好汉”首领一样，他们是在人民之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在人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