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资本主义的本土发展

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被证明是有史以来发展得最稳定的社会秩序形式之一。从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发挥了主导作用，确保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只有以色列有类似于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但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就像在印度一样），资本主义没有本土的发展。^[7]官僚制度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抑制了商人在国家权力中的崛起；它把商人的商会限制起来，使其只能扮演友好和有利社会的角色。它把资本主义积累扼杀在萌芽状态；它随时准备用赋税消灭采矿企业，并粉碎进行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活动，正如它在郑和死后15世纪时所做的那样^[8]；最后，最重要的是，两千年来，这个制度从社会各阶层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服务。仅凭最后一项职能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封建制度已经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中国，官僚的封建制度却平静地继续着它的方式。世袭的贵族原则）并不是为了让最聪明的人担任最有权力的职位，当最聪明的人发现自己从事商业或担任王室顾问，而不是被教会的等级制度所束缚更能彰显自我价值时，西方封建主义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而在中国，由于行政官员都是从优秀人才中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引起民众对那些庸碌无能的世家子弟的强烈不满，而类似的世家子弟在西方封建制度的覆灭中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今天的西方人有必要认识到，对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外来的，是西方人在某一时期强加给中国人的，因为在短短几个世纪里，西方人凭借现代技术的偶然发展而拥有了军事实力。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第一次接触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迅速发展。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十九世纪初鸦片战争时，中国的士族官僚才意识到现代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有趣的过渡时期，一些主要的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用半私人半官办的资金和从国外引进的工程师，兴办兵工厂。^[9]然而，这种类型的产业，天生缺乏西方公司所拥有的长期组织经验，事实证明无法与西方公司竞争。因此，在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和官员更容易做出让步，任由外国人自行其事。由此造成的扼杀，使中国的自营企业大为受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列强暂时放松了在华牟利的活动，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工业才有了发展机会。这些新兴自营企业是以一个人数很少，很难称为阶级的新团体为基础的，他们长期以买办身份与在华外商企业联系在一起，成功地把现代金融管理方法应用到中国。即便如此，中国自营企业从未掌控过超出轻工业范畴的行业，大部分采矿业和重工业，以及大部分铁路运输业，仍掌握在外国利益集团手中。但是，买办们和国外资本家结成了牢固的同盟，反对任何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和那些最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为伍，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国民党不过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外在表现，它的镇压手段必须相当残酷，因为归根结底，资本主义是中国人从来不习惯、不想要、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的社会形态。国民党永远的梦魇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黑暗魔鬼，显然不是通向现代化和工业化^[10]的唯一道路，另有一条更好的道路摆在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