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向度：思政课教科书嵌入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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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关注思政课教科书的编纂，针对学生、工农士兵青年和党员干部等不同群体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同时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思政课教科书结合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政课教科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于由消极否定到合理利用的摸索调适阶段。建党前后，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扩大群众基础，共产党人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平民女校等各种形式的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翻译外国书籍和编写适应教育对象发展规律的思政课教科书。虽然早期思政课教科书尽量减少和避免对传统文化的探讨，甚至是对传统文化采取片面否定的消极态度，但早期思政课教科书从话语阐释、形式布局和价值伦理都充满了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在1921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教员茅盾等人编译的《共产主义ABC》和《反杜林论》等教材从语言表达和格式排版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1930年湘鄂赣根据地出版了现存最早的小学思政课教科书《红孩儿读本》，其文本取名借鉴了古代名著《西游记》，字体版面都采用了繁体竖版的传统形式。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教学，其思政课教科书包含着毛泽东的许多著作，由于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毛泽东的著作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在《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延安时期，在边区小学和干部培训班的思政课教科书中引用了《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通俗易懂的古代寓言故事。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对于封建主义的文化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批判地接收中国古代文化”[4]。这标志着思政课教科书合理利用和结合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针已经基本确立下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政课教科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于借鉴与批判的调整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5]的教育改革方针。为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广泛模仿苏联做法，开始从学科分类、形式内容等方面全面改造思政课教科书，而对于旧教育的某些经验基本上采取否定和漠视的态度。全面苏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思政课教科书的政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但也造成了部分内容脱离中国实际，偏离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央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要求思政课教科书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族文化加以适当改造，并不断加强传统文化因素在思政课教科书中的应用。自1964年开始，政治教育被全国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浪潮所替代，这一时期的政治教科书主要包括《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做革命的接班人》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思政课教科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位于现代化改造和赓续传承阶段。“文革”结束后，思政课教科书工作也迅速进入拨乱反正和调整状态，其功能逐渐从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变到为经济建设服务。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6]思政课教科书改革开始着眼于西方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用，并在思政课教科书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阐述和新时期传承。1993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2011年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明确要求“珍视祖国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在中小学思政课教科书里随处可见传统文化元素，如小学《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设置“追根寻源”单元，详细介绍了中国青铜陶瓷文化和汉字等传统文化瑰宝，在初中三年级《思想品德》教科书“传统美德，薪火相传”内容中系统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的深刻影响。
步入新时代，思政课教科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迈进快速结合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明确强调加快思政课教科书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把思政课教科书视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目标转化为青少年一代思想行动的重要文化承载者。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包括思政课教科书在内的教科书体系之中。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在思政课教科书修订中注重加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同年秋季学期，全国中小学已经开始使用全面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政课统编教材。